歷史雜記｜蘇聯解體時刻：中南海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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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蘇聯解體時刻中南海的抉擇

作者：田毅 張恒 王曉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外交部大樓四層，一陣電話鈴聲在一間辦公室響起。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李景賢接起電話，電話來自遠在莫斯科的中國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王藎卿。

“蘇聯央視預告今晚七點鐘有重要新聞直播！老戈（指戈爾巴喬夫）大概要‘完’了”，“已經意料到戈爾巴喬夫遲早要下臺，但沒預料到這么快”。

1991年12月25日下午，李景賢放下電話，立即向錢其琛外長等領導報告。

北京時間26日零時，外交部大樓里蘇歐司蘇聯處的七八個人圍在一臺20英寸的電視機前。屏幕中戈爾巴喬夫開始他那著名的7分鐘“告別演說”，這個連一寸國土都已經沒有的“國王”平靜地宣布下臺。

當天，蘇聯最高蘇維埃人民院舉行最后一次會議，代表們舉了一下手，蘇聯就在法律上無聲地消失了。公報說，“這不是一個喜劇，而是一個悲劇”。

那天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開會。在這個歷史的重要時刻，需要做出的決策考驗著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不僅關系著外交領域的轉變，更關乎中國未來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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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急”電報

12月27日，中央有關蘇聯解體對策的討論只進行了半小時。據《李鵬外事日記》記載，這次會議由江澤民主持，對蘇聯解體后的形勢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認原12個加盟共和國獨立。

“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什么也不怕。”據《李鵬外事日記》記載，會上江澤民這樣表示，并隨即指示馬上給正在俄羅斯等國訪問的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發電通知這些相關國家。李景賢從皮包里抽出備好的電報紙，立刻擬稿，寫一頁塞給前面的錢其琛修改一頁，然后由最高層領導過目畫圈。

27日這天，中國官方媒體相當低調。《人民日報》僅僅在國際版刊發了蘇聯解體的消息和一篇記者特寫《紅場易幟紀實》，文中提到紅場上人們的感情“十分復雜”。

28日，中南海會議的決定刊發在《人民日報》頭版，國際版除了一些國家承認俄羅斯等國獨立外，還引用塔斯社報道說，今年盧布發行量劇增，前三季度物價上漲96％，似露憂心。

蘇聯解體后一周左右，江澤民召集36人開了幾天的會，上午下午連軸轉，并要求人人發言不得少于半小時，要講透徹。

這36人都是與蘇聯或俄羅斯有關的重要官員和學者。此時有關蘇聯解體的討論觀點各異，一些老同志不愿看到蘇聯解體；另一些人則認為，解體客觀上對中國利大于弊，來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脅消失，周邊環境有利于建設。

面對如此“突變”，各類情感、心態、觀點復雜而微妙。一些學者提出“高層叛徒論”，一些則表達了“體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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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團”變“經貿團”

蘇聯國旗落下后的一兩小時，一架波音767包機載著李嵐清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降落在莫斯科。

出發前夕，李鵬表示需要派一位部長去，并由“政治團”改為“經貿團”，李嵐清部長任團長，副外長田曾佩任副團長，由外交部和部分企業家共30多人組成。此刻各加盟國尚未獨立，不宜以“政治團”名義出訪，但保持交往卻不可耽擱。

中國代表團初到蘇聯的幾日，談判進展較慢，27日中南海會議后，錢其琛外長致電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外長告知承認其獨立并準備談判建交后，中國代表團受到各國熱情接待，談判極為順利。

其實，當年9月，當蘇聯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的第二天，錢其琛即表示中國政府承認三國獨立國家的地位。三天后中國代表團帶著公報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權簽字書抵達三國，隨后三天簽署了三份建交公報，這樣的神速國際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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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各國自己的選擇是總體思路。曾任外交部蘇歐司蘇聯處處長、中國駐俄羅斯公使的周曉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當時“根據中央決策及外交部領導的指示，我們注意冷靜觀察。未雨綢繆，并做好各種應急預案。一旦蘇聯政府公開承認某共和國獨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體，立即按‘承認、建交、設館’的一攬子三步曲，一舉解決與蘇聯各國的關系問題”。

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門及中央領導提前預判與未雨綢繆的效果在幾個月前已顯露出來。

1991年8月4日，戈爾巴喬夫去克里米亞半島度假，此前的幾個月，戈氏焦躁不安。由于他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重重，在“民族自決”的影響下，各個聯盟國欲自立門戶。

1990年和1991年，波羅的海三國相繼獨立，很快，俄羅斯也發表了《俄羅斯聯邦國家主權宣言》。

對此，錢其琛說：“俄羅斯是個大塊頭，它宣告獨立，對蘇聯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

為防止聯邦瓦解和維持最低限度國家統一，戈爾巴喬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聯盟條約。

按照原計劃，條約將于1991年8月20日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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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萬萬沒想到的是，8月19日，蘇聯高層8人發動政變，他們認為戈氏改革難以進行，試圖挽救站在懸崖邊上的蘇維埃政權。

8月19日北京時間清早五點多鐘，時任中國駐蘇聯大使于洪亮迅速向國內報告了這一消息，之后幾乎每隔一刻鐘，駐蘇聯使館就來電報告事態進展。

當天中午12點15分，葉利欽在白宮外的一輛坦克上宣布“反對這次‘逼宮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紛紛贊同。

20日下午3點，于大使打電話給國內說，參與“逼宮事件”的總理巴甫洛夫剛剛告訴記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療。于大使認為，蘇聯總理患的是“政治病”，表明參加這一事件的頭頭們慌了手腳。

錢外長得知后說：“形勢看來已經發生逆轉”。

22日晨，戈爾巴喬夫從克里米亞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敗告終。

22日下午，蘇聯駐華大使索洛維約夫拜會錢其琛時，專門轉達了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領導人的問候。

會見后，錢其琛對李景賢說：蘇聯局勢的演變有兩種可能，一是出現某種轉機，二是形勢急轉直下，不可收拾。我們要特別關注后一種可能性。

日后的事態發展表明，戈爾巴喬夫已回天無力，勝利者是葉利欽。

9月初，3個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宣布獨立，3個月后蘇聯解體。

“最后一次”訪蘇

蘇聯革命、改革及命運在中國領導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變幻莫測的世界風云中，其選擇也因時因勢而變。

東歐局勢持續動蕩的1991年初春，江澤民正思考要不要訪問蘇聯。“有人說蘇共的執政黨地位已搖搖欲墜，現實情況到底怎么樣?”

1991年2月的一天，江澤民問外交部蘇歐司蘇聯處處長周曉沛等人，此前江澤民已多次收到戈爾巴喬夫訪蘇邀請，最近還收到戈氏的親筆信。最終，江澤民決定5月訪蘇。

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正處在風口浪尖。“我很難辦。‘左’派和右派都批評我。有的想走回頭路，這不現實；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這是冒險。”

“8·19事件”前的這幾個月，正是戈爾巴喬夫自信有所增長的時候。他相信新的聯盟條約能保持國家的統一——“現在15個加盟共和國都來人了，正在莫斯科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中記錄了此時戈氏的樂觀，“就像羅馬選教皇一樣，結果出來之前，誰也不能離開教堂。”

不過，“8·19事件”后所有人都離開了“教堂”，一去不返。

江澤民此次訪問也成為中國領導人最后一次訪問蘇聯。

蘇維埃紀行

“8·19事件”確實難以預計。

江澤民訪問之前，先期與蘇方討論公報的代表也多次與蘇聯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

他們的總體印象是，高層權力在向葉利欽傾斜，但葉氏也未必想解散蘇聯。2000多萬平方公里的聯盟估計能夠繼續存在。

參與談判調研的李景賢還深深感受到底層群眾對蘇聯存亡問題的冷漠。“那時蘇聯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雖然表面上很平靜，但是人們很浮躁。看起來形勢大好，但是人們想的和高層說的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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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田春生1989～1991年在蘇聯做訪問學者，她回憶說，“比如我當時住在俄羅斯科學院研究生院宿舍里，經常和俄羅斯人聊天，他們有做生意、出國等等想法，感覺不是很穩定。”

1990年底，田春生還應朋友之邀去波羅的海三國旅行，朋友對她說：“你得趕緊去，要是不去的話，這三個共和國就會脫離蘇聯，再去就要護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員等專程前往蘇聯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什么。

回來后，他寫了一份萬字報告，將蘇聯模式的弊端歸結為三句話：思想理論僵化、教條；經濟管理凝固化、機會主義；政治生活缺乏民主。

只握手，不擁抱

蘇聯解體前的各類調研其實多少都與中國高層領導尤其是鄧小平的判斷有關。

1989年5月16日9點35分，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安靜地坐著等一個人。他對在場的同志說：這三年多時間里，“就想著今天怎么樣跟他談”。10點差一兩分鐘。鄧小平破例走到東大廳正門外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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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時整，戈爾巴喬夫來到鄧小平跟前，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的手握在一起達35秒，但“貫徹”了鄧小平之前特別叮囑的這次見面時“不擁抱”的原則。

沒有提綱，更沒有講話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將談什么。面前一個麥克風、一杯茶，兩個半小時大多是鄧小平在說，戈爾巴喬夫偶爾回應，更多頻頻點頭。“我是作為一個晚輩去見一位長輩的。”戈氏之前曾這樣對隨行人員說，這一年鄧小平85歲，戈氏58歲。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是鄧小平首先定下的調子，中蘇兩大國關系正常化由此破冰。

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見后，東歐、蘇聯的局勢進一步動蕩。有一次，他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亂到什么程度，現在不好預料。

來源：《思想理論動態參閱·文史參閱》2012年第45期

轉自：老知青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