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受困于什么

你受困于什么

黎荔

入夜的都市，萬家燈火。我常站在窗前，看那些格子般的窗戶透出暖黃的光。每一扇窗后，都站著一個被什么東西困住的人。這念頭來得突兀，卻揮之不去。我們總以為自己在選擇生活，到頭來卻發現，不過是選擇了一種受困的方式。

雖然人類不斷抗爭，卻也受困于各種籠子。我見過太多這樣的籠子。有時是磚瓦的，有時是血緣的，有時僅僅是一紙蓋著紅章的合同。

我認識的一位詩人老李，他的籠子是“編制”兩個字。他在一家事業單位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每天的工作是打開電腦、填表、蓋章、看領導的臉色。他曾是中文系才子，寫過鋒利的詩，如今只會在酒桌上說圓滑的笑話。有一次喝多了，他紅著眼跟我說：“我當年要是敢去南邊闖闖……”話沒說完，手機響了，是老婆問他幾點回家吃飯。他應了一聲，眼神里的光瞬間熄滅，像個被拔掉電源的玩偶，規整地收拾好公文包走了。第二天，他還會準時出現在辦公室，提著公文包，穿著洗得發白的襯衫。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編制是他唯一的鎧甲。為了人生的安穩，那是他自愿走進的圍城。

有位朋友小雅的籠子是“返鄉”。她在北京漂了八年，戶口還在人才市場集體戶里掛著。那年疫情封控，她在狹窄的出租屋里隔離了兩個月，看著窗外的萬家燈火，沒有一盞屬于她。解封那天，她買了最早一班高鐵回老家。站臺上下著細雨，母親舉著傘來接她，第一句話卻是：“你王阿姨介紹的那個公務員，你考慮得怎么樣了？”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像一只被召回的鴿子，腳踝上還拴著那根看不見的線。北京，是融不進的大城。每次過年回家，親戚們都勸她回來，“在縣城找個工作多好”。可真回來了，又覺得哪兒都不對。馬路太窄，生活太慢，連空氣都太安逸。她就像卡在門縫里的人，進不來出不去，兩邊都只有一半的自己。

我還知道很多人，正受困于那個名為“房子”的籠子。每天清晨，鬧鐘像一把無形的錘子敲碎夢境，你擠進沙丁魚罐頭般的地鐵，在城市的血管里隨著人潮涌動。你的目光越過無數閃爍的屏幕，最終落在遠方那一個個亮著燈火的方格上。那是你的目標，也是你的枷鎖。為了那個七十年的產權，你預支了未來三十年的自由。你不敢辭職，不敢生病，甚至不敢在下班后關掉手機。房子本應是遮風擋雨的港灣，如今卻成了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你站在窗前，看著城市的霓虹，覺得自己像是一只被圈養在巨大玻璃缸里的魚，看得見外面的世界，卻永遠游不出去。

我們嘲笑過金絲雀，嘲笑過籠中虎，，嘲笑過缸中魚，可我們誰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籠子里呢？只不過有的籠子鑲金嵌玉，看起來像宮殿；有的籠子破舊不堪，勉強遮風擋雨。文化、視野、思維、選擇，層層疊疊的約束，讓每一個人都在各自的語境里掙扎。有些迫于生活，有些緣于自私，還有些，是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籠子的邊界在哪里。

赫爾曼·黑塞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可這條征途上，布滿了看不見的鐵絲網。我們一邊走，一邊割傷自己。那些傷痕，就是所謂的成長。在撕裂與沖突中，我們被迫反思生活的意義，在不安與矛盾里，我們大多數人的征途，往往還沒開始，就被名為“責任”“安穩”“孝順”“現實”的柵欄截斷了。我們在籠子里憤怒、吶喊、摔東西，甚至把頭往欄桿上撞，但更多時候，我們選擇把籠子打掃干凈，掛上一幅畫，養上一盆花，假裝這里是宮殿。我們一邊嘲笑別人籠子的形狀，一邊加固著自己的圍欄。

然而，正是在這種撕裂中，我才看到了人的重量。那個為了給母親治病而放棄留學機會的姑娘，她在“孝”的籠子里，眼里卻有最堅韌的光；那個明明厭惡應酬卻依然在酒桌上賠笑的中年人，他在“生存”的籠子里，轉身卻給流浪貓買了投喂的罐頭。這些矛盾與不安，這些不得不做的妥協，并沒有讓我們變得廉價，反而襯出了人情的厚重與涼薄。我們受困，是因為我們在乎。在乎家人的眼光，在乎社會的評價，在乎那份哪怕微薄的安穩。這不可恥，甚至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生而為人的錨點。

我自己呢？我困于一張書桌。每天坐在電腦前，喝著涼掉的茶，寫著可有可無的文字。有朋友說我幸運，做自己喜歡的事。可只有我知道，當喜歡變成必須，自由也就成了另一種囚禁。我常常望著窗外的梧桐樹發呆，看葉子綠了又黃，黃了又落。有時候一片葉子打著旋兒飄下來，我會想，它究竟是獲得了自由，還是換了一種墜落的方式？也許受困本身，就是活著的樣子。就像種子受困于土壤，才能發芽；蠶受困于繭，才能化蝶。重要的不是有沒有被困住，而是在困頓中，我們是否還記得掙扎，還記得仰望。

窗外的燈火依然亮著。我知道，每一盞燈下，都有一個被什么東西困住的人。也許明天，我會走出去，也許不會。但至少今夜，我承認了這只籠子，也承認了籠子里那個想要飛出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