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船票，上不了2026年的船

鄭強教授又上熱搜了。

這位1982年畢業的大學生，面對2026年1270萬即將涌入職場的畢業生，輕描淡寫地拋出一句：“我不承認中國大學生就業難。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難找。”

此言一出，輿論嘩然。批評者說他“何不食肉糜”，翻車翻得毫無懸念。

而我聽完這番話，腦海里出現一個畫面：一位緊握著1982年那張泛黃船票的人，站在2026年的碼頭邊，困惑地望著早已巨變的滾滾江河。他可能已經忘了，自己能登上那艘“鐵飯碗”大船，憑的是那張國家包分配的“待遇券”。他坐穩了頭等艙，卻困惑地看著船下自己劃橡皮艇的年輕人，問他們為什么不上船。

這幾乎是一場完美的時代錯位。手握著1982年的船票，卻要指點2026年的航向，得出的結論怎能不離題萬里？

兩代大學生的“命”，根本不在一個量級

論稀缺程度： 1982年全國大學畢業生僅45.7萬人，百里挑一，是真正的“天之驕子”。而2026年呢？據教育部統計，1270萬畢業生，加上往屆未就業、海歸、轉行者，實際求職總規模遠超1270萬，是1978年的28倍以上。

論兜底保障： 1982年，鄭強本科畢業。那一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全部由國家分配，沒有例外。你是大學生，就是國家干部，就是全民所有制單位的正式職工。那不是“找工作”，那是“等分配”。

而2026年，國考整體報錄比98:1，最熱崗位6470人爭一個，央企管培生上千人搶一個崗，互聯網核心崗200到800人搶一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6年3月青年失業率16.9%，每6個年輕人就有1個沒工作。

鄭教授對著這些年輕人說“就業不難”，和魚對著岸上掙扎的猴子說“游泳不難”，有什么區別？

論職業軌跡： 鄭教授從化工部研究院助理工程師，到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再到太原理工大學黨委書記，職業生涯基本都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等體制內單位度過。他可能難以體會“有今天沒明天”是什么滋味。一位幾乎沒有“找”過工作的人，告訴年輕人“找工作不難”，這種錯位感，恰恰是這場爭議的起點。

如果鄭強穿越到2026年

讓我們做一個荒誕的假設：當1982年畢業的鄭強，穿越到2026年的就業市場。他會經歷什么？

招聘會：“我不怕吃苦”，但“你不太合適”

鄭強穿著廉價西裝，手握2026年的本科畢業證，擠進1270萬人的求職洪流。他走到國企展臺前，大聲說：“我不怕吃苦！臟活累活都行！工資隨便給，我能扛！”

HR抬頭，平靜地回了句：“35歲以下，有兩年經驗，能接受996、試用期零底薪。您……不太合適?！?/p>

鄭強懵了。

在1982年，大學生是國家干部的培養對象，包分配、鐵飯碗、越老越值錢。在2026年，35歲是職場一道坎，本科生是基礎勞動力，越能吃苦，越容易被替代。

送外賣：吃苦吃到算法里，苦沒有盡頭

鄭強想踐行自己的金句：“先干苦的！”

他注冊外賣平臺，穿上藍黃馬甲，加入全國上千萬騎手的大軍。他很快發現一個事實：據中國社科院調研數據，騎手中大專學歷占16.8%，本科及以上占7.1%，合計大專以上學歷占比23.9%。他根本不是特例，是常態。在一線城市，有的站點三分之一騎手是本科生。

他一天跑12小時，送45單，收入210元。房租每月2800元，水電網300元，吃飯1500元。一個月干滿，勉強不餓死，存不下一分錢。

在1982年，吃苦有盡頭；苦完是分配、是房子、是體面。在2026年，吃苦是循環；苦完還是苦，沒有終點，沒有承諾。吃苦不是投資，是消耗。

海投簡歷150份，換3個面試

鄭強不信邪，兩個月投出150份簡歷，收到3個面試通知，0個offer。崗位有限，平均十幾個畢業生搶一個崗位，文科類專業供需比更高。

HR問他：“你會AI繪圖嗎？會用大模型寫代碼嗎？能接受零薪實習半年嗎？”

鄭強答：“我會吃苦，我踏實，我忠誠！”

HR笑了笑：“現在不缺能吃苦的，缺能直接創造價值的?！?/p>

靈活就業：天之驕子的新歸宿

找不到寫字樓的工作，鄭強把“吃苦論”貫徹到底：白天跑網約車，平臺抽成25%；晚上工地做日結，200塊一天，不包吃??；周末天橋擺地攤，和研究生攤主并排。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遭遇。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全國靈活就業者已超2.4億人，其中有大量青年及高學歷群體。他不是異類，他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同學聚會：985送外賣，海歸跑滴滴

2026屆同班同學聚會：班長，985畢業，外賣騎手，月入5000；學習委員，海歸碩士，網約車司機；團支書，211畢業，全職考公三年未上岸；還有不少人在家待業，靠父母補貼。

如果換成1982年的同學會：人人干部，個個體面，房子單位分，孩子國家管。

兩場同學會，兩種人生。差距不在個人奮斗，在時代底座。

兩代人的“吃苦”，根本不是一個物種

1982年的吃苦，鄭強教授的原始版本：

稀缺時代，大學生45萬，百里挑一；國家兜底，包分配、鐵飯碗、干部身份、分房；吃苦是投資，吃幾年苦，換一輩子穩定、體面、上升；路徑清晰：讀書、分配、干部、養老，苦有確定回報。你今天下車間、熬夜畫圖紙，三五年后提干、分房子、漲工資，路徑明確，回報可期。吃苦是投資，而且是一筆大概率增值的投資。

2026年的吃苦，當代年輕人的現實版本：

過剩時代，大學生1270萬，多個人搶一個崗；無人兜底，不包分配、無鐵飯碗、房價高、就業不穩；吃苦是生存，不吃苦活不下去，吃苦也未必活好；路徑模糊：讀書、內卷、海投、靈活就業、焦慮循環，苦無確定回報。

這份“苦”通向哪里？沒有晉升通道，沒有技能積累，沒有職業前景。它不是階梯，是原地踏步；不是投資，是消耗。凌晨三點還在跑單，算不算吃苦？風雨無阻送外賣，算不算“先干點苦的”？年輕人早已換下了“孔乙己的長衫”，穿上了外賣服。他們不是不吃苦，是吃了苦也換不來1978年那樣的確定未來。

鄭強如果站在2026年的街頭，也許會明白：不是當代大學生不吃苦，是他們吃的苦，是1982年根本不存在的苦。不是年輕人挑剔，是1982年那套“吃苦通向成功”的因果鏈，在2026年已經斷裂、失效、消失。

這是時代的變遷

從2015年說到2026年，同一套“吃苦論”，鄭強教授說了整整十一年，面對劇烈變動的社會現實，結論依然是“年輕人吃不了苦”。

他說的沒錯。在1982年的語境里，吃苦確實通向上升通道，那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客觀現實。1982年畢業的大學生趕上了人才稀缺、國家兜底的特殊歷史機遇，他們的吃苦有確定回報。

但2026年的年輕人面對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了每年1270萬畢業生，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青年失業率16.9%，社科院調研顯示每4個外賣騎手就有1個大學生。他們不是不吃苦，而是吃了苦也未必能換來1982年那樣的確定未來。

這不是誰的錯。這是時代的變遷，是社會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的必然。市場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但正因為時代變了，用四十年前的邏輯評判今天的年輕人，難免有失公允。

1982年，大學生是“國家干部預備役”，畢業就端鐵飯碗，一輩子的安穩。2026年，大學生是求職大軍中的一粒沙，要經歷網申、群面、單面、HR面、總監面，然后跟幾千人爭一個崗位。1982年的“吃苦”前面是確定的上升通道，2026年的“吃苦”前面是更大的不確定性。

鄭教授手里那張1982年的船票，在那個年代的碼頭上，確實是頭等艙。但四十年過去，碼頭早已翻新，船也換了模樣，連整條江河都在改道。拿著舊船票給人指路，難免有失精準；用過去的邏輯評判當下的年輕人，恐怕難以讓人信服。

1982年的船票，上不了2026年的船。

這不是批評誰，這是認清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