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員裁到大動脈，被晚清政府卸磨殺驢的湘軍，打太平天國旗號起義！

1864年夏天，南京城被湘軍挖地道轟塌，太平天國的天京陷落。曾國荃的吉字營累年苦戰(zhàn)，破城后燒殺搶掠持續(xù)了整整幾天，就等著“發(fā)財”回本。

可這群湖南伢子沒想到，這竟是湘軍命運的巔峰，緊接著就是斷崖式的下坡路。朝廷封曾國藩一等侯爵，賞穿黃馬褂，表面風光無限，背地里卻是一道道催命符。仗打完了，幾十萬湘軍瞬間從“國之干城”變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公司完成了一個大項目，老板第一反應不是發(fā)獎金，而是琢磨怎么裁員省錢，還得防著項目經理功高蓋主！

曾國藩太懂“兔死狗烹”的道理了。攻下天京才十幾天，他就主動上奏要裁軍，理由很冠冕堂皇，湘軍“銳氣已泄，功成意滿”，且“欠餉已逾五百余萬兩，若不急籌遣撤，后患無窮”。

這種“暴力裁員”讓當時很多士兵提著腦袋打了十幾年仗，不僅沒攢下錢，連基本工資都拿不全。曾國藩裁撤的第一批兩萬多人，據說只發(fā)了點回家的路費，欠餉打了個白條就完事了。

那些底層老兵年輕時被“保家衛(wèi)道”的口號忽悠出來，十幾年腥風血雨，身體殘了，性子也野了，除了殺人放火，基本不會干農活。回到湖南老家，地早就荒了，或者被族親占了，自己兩手空空。看著曾國藩在湘鄉(xiāng)建起豪華的“富厚堂”，占地幾百畝，他們心里能平衡嗎？

這種巨大的落差感，讓湘軍內部秘密結社的“哥老會”迅速蔓延。這幫老兵油子私下串聯，罵朝廷卸磨殺驢，罵曾大帥不夠意思，情緒就像干柴，一點就著。1865年，湘軍里最能打、也最刺頭的鮑超的“霆軍”嘩變了。

霆軍的主將鮑超是猛人，但這會兒正好因病回四川老家休養(yǎng)去了，部隊交給記名提督宋國永和副將黃矮子（本名黃開榜）帶著。清廷下令霆軍分兵，一部分去福建，另一部分（約8000人）由宋國永帶著去西北鎮(zhèn)壓動亂。

霆軍這支部隊打仗不要命，但軍紀極差，平時就靠高餉和嚴刑峻法壓著。他們常年靠搶掠發(fā)財，正規(guī)餉銀拖欠了上百萬兩。士兵們想著打完仗能拿錢回家，結果錢沒見著，還要被派去西北苦寒之地。西北那地方在當時士兵眼里就是“絕地”，去了九死一生。而且軍中沒有鮑超坐鎮(zhèn)，大家心里沒底。走到江西時就已經鬧過一回，宋國永畫餅說“到了湖北就發(fā)餉”，硬是壓著走到了金口。

抵達湖北金口當晚，士兵們就不走了，嚷嚷著“要錢”。帶隊的提督宋國永壓不住，副將黃矮子（本名黃開榜）直接帶人把宋國永綁了，宣布造反。

這可不是普通的鬧餉，而是直接“投敵”。大約八千名霆軍精銳，掉頭南下，一路沖破清軍阻攔，跑去廣東投奔了太平天國余部汪海洋。汪海洋正缺人手，看到這支精銳來投，簡直像中了彩票，立馬重用。這事兒在朝廷引起了大地震。慈禧大怒，把賬算到了曾國藩頭上。

正在養(yǎng)病的鮑超被緊急召回，帶著剩下的霆軍去剿滅“叛軍”。這就出現了極其荒誕的一幕，曾經的戰(zhàn)友，現在要刀兵相見。在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一帶，鮑超率部圍攻汪海洋。最終，嘩變的霆軍大部分被殲滅，黃矮子兵敗被俘，凌遲處死。汪海洋也在混戰(zhàn)中陣亡。這支曾經的王牌軍，以自相殘殺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你說他們是信仰太平天國嗎？根本不是，就是純粹被錢逼的，被朝廷逼的。曾國藩在南京聽到消息，臉都綠了，這不僅是打他的臉，更是給清廷遞刀子，坐實了“湘軍尾大不掉”的猜疑。

金口嘩變只是個開始。隨后幾年，湖南、江西、安徽到處都有被裁湘軍鬧事。有的聚眾搶劫，有的攻占縣城，湖南巡撫王文韶在奏折里哀嘆，哥老會已經滲透到鄉(xiāng)里，成了地方大患。他明確指出，湘軍從軍營一裁撤就變成土匪。“哥老會匪名目，起自軍營，沿及各省。軍營之勇，湘淮為多。自軍務漸平，紛紛遣散，會匪之患，侵及鄉(xiāng)閭。”

這些曾經保衛(wèi)大清的人，成了大清最頭疼的“不穩(wěn)定因素”。

曾國藩的日子也不好過。雖然位極人臣，但夾在朝廷猜忌和舊部怨恨之間，如履薄冰。他拼命裁軍自保，把湘軍骨干換成了李鴻章的淮軍，自己則去搞洋務，想用“師夷長技”來續(xù)命。但那些被他“優(yōu)化”掉的湘軍老兵，晚景凄涼，很多老兵回鄉(xiāng)后淪為流民或土匪，甚至有人因為窮困潦倒，在貧病中死去。他們用命換來的，不是榮歸故里，而是一身傷病和滿腔憤懣。

湘軍從誕生起就是“私軍”，朝廷既用它又防它。仗打完了，朝廷怎么可能養(yǎng)著一支漢人的、只聽曾家兄弟話的龐大軍隊？而曾國藩為了自保，也只能犧牲這些基層士兵的利益。

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指出湘軍士兵“從軍既久，習于游惰，又兼家無恒產，遂不肯復安耕鑿”。這些人回鄉(xiāng)后“每踵軍營積習，結拜弟兄，謬立山堂名號……煽惑愚蒙，肆行強劫”。簡單一句話，長期的戰(zhàn)爭生涯讓他們喪失了務農的耐心與技能，且無田可依，除了結伙搶劫，別無生路。

從軍之后就是做賊！

長沙是哥老會活動的核心區(qū)。據記載，同治、光緒年間，長沙“哥老會給發(fā)飄布，搶案四出”。甚至出現了富紳湯又新勾結散兵游勇，“遇有遭風船只，撈搶貨物，坐地分贓”的案例。這說明退役士兵不僅親自作案，還利用軍中關系網與地方勢力勾結。

同治五年，湘潭縣哥老會首領向蔭、彭四鐵匠等“糾眾千余焚掠錦彎”。隨后在長沙府朱亭等地，“蔓延金田、黃茅驛焚掠，以鳳凰山為盜藪”，迫使巡撫劉崐派遣參將率正規(guī)軍“討之”，數月后才平息。這些“盜眾”的主力，正是“遣撤回籍、多未安貼”的湘軍老兵。

光緒八年（1882）刑部的一份匯總奏折，描繪了一幅由散兵游勇構成的全國性恐怖地圖，其中湘軍故地尤為嚴重。“湖南、北稱遣散勇丁搶劫為生，刀哥會層見疊出”。江西“遣散游勇聚眾搶劫之案，尚未盡絕”；安徽“降眾散處……哥會齋匪等項，靡地蔑有”；四川“游勇散練，動多勾聚”。

湘軍裁撤帶來的“兵轉匪”問題，已從湖南擴散至長江流域，成為清廷難以根除的痼疾。

轟動一時的“刺馬案”（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主角張汶祥，其人生軌跡就是湘軍老兵淪落的縮影，張汶祥在太平軍敗后，與同鄉(xiāng)逃出，本想投靠湘軍將領黃少春營“報效”，但營官“以無確保未收”，僅給少量盤費遣散。被體制拋棄后，張汶祥淪為無業(yè)流民，最終走上極端反社會的刺殺道路。

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對此評價道：“湘軍之末流，其上者變而為官僚……其下者變而為土匪，哥老會是也。”張汶祥正是這“下者”中的極端案例。

湘軍將領在戰(zhàn)后大量購置田產，導致“貧民生計，占擱殆盡”。如湖南平江縣，收租幾萬擔的軍功地主有十多家，普通士兵回鄉(xiāng)后根本無地可耕。被裁撤的弁勇中“竟有二三品武職人員”，這些人尚且“迫于饑寒”，何況普通士兵？

湘軍士兵在戰(zhàn)后并未榮歸故里，大規(guī)模地滑向了流民、會匪和盜賊的深淵，成為晚清社會動蕩的直接推手。

湘軍本是為挽救大清而建，清廷“卸磨殺驢”式的裁撤政策，將一支原本維護秩序的軍隊，硬生生逼成了遍布南方的“火藥桶”，最后轟隆一聲，把大清江山炸得稀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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