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被臺灣偽政權控制的非洲小國，共產黨正在茁壯成長

文 | Sibonelo Khumalo（南非）

注：本文作者為南非共產黨員，文章由新潮沉思錄整理。全文九千余字，相信讀者們閱讀完會對我國統一事業的意義有更深一層認識。

2026年4月22日，一則新聞傳開：臺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原定飛往斯威士蘭慶賀國王姆斯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卻在起飛前15小時被迫取消行程——塞舌爾、毛里求斯、馬達加斯加相繼拒絕了專機的飛越許可。

我的中國同學問我：“你們南部非洲國家，是不是都不太喜歡臺灣？”

我笑了。作為一個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長大、現在中國讀博的留學生，我知道這個問題遠非“喜歡”或“不喜歡”那么簡單。

另一個同學插話：“斯威士蘭？就是那個國王每年選妃、艾滋病遍地的小國吧？”

我沒有反駁。他說的是事實。

斯威士蘭距離我家只有四小時車程，我去過那里三次。第一次是中學時的足球友誼賽，我和隊友們津津樂道于國王“選妃”的傳聞；第二次是大學時看了新聞報道之后前往當地的觀察實習，我在筆記中寫下“專制”、“性別壓迫”、“公共衛生危機”這些詞，覺得自己已經掌握了真理。第三次是前年回國休假時的順訪，我終于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面對這些事實，我從來沒有追問過：為什么？

為什么蘆葦舞節這個儀式能夠延續百年？為什么一個“荒淫”的國王，能夠在21世紀穩坐王位？為什么艾滋病在這個國家如此肆虐，卻始終沒有動搖政權？答案不在這些標簽里。

蘆葦舞節

斯威士蘭國王的權力密碼

曾經有位斯威士蘭共產黨黨員和我說過一段話，至今印在我腦子里。

他說：“你在中國讀書，你告訴我：一個國王，他想改變國家，但他的親兵腐敗不能戰，同時太后握著人事、外國人控制著財政命脈和軍隊的訓練裝備、地方勢力各有算盤。國王名義上是最高統治者，實際上什么都推不動。這是哪個國家的哪個時代？”

“中國，清帝國光緒時代。”我說。

他沉默了幾秒，然后用力點頭。

“我讀過幾十個國家的轉型史。墨西哥的迪亞斯、伊朗的巴列維、埃塞俄比亞的海爾·塞拉西——都不像。奧斯曼帝國末期？太后不對位。越南的維新帝？他身邊沒有太后。只有光緒。太像了。像到我第一次讀那段歷史時，后背發涼。”

他看著我：“我不是在找一個比喻。我是在找一面鏡子。”

但那次談話中，真正讓我至今反復咀嚼的，是他接下來的一句話。

“你知道很多中國朋友對光緒皇帝有好感。他們同情光緒，覺得他是想變法圖強的悲劇英雄。但他們往往意識不到，光緒的職業是大清帝國皇帝，他改革不是為了人民，是為了保住滿洲軍事貴族的江山。他反對的從來不是君主專制，他反對的是君主專制不夠強大。他的悲劇不在于理想破滅，而在于他的理想從一開始就和中國全體人民不在同一條路上。”

斯威士蘭朋友停頓了一下，眼神變得復雜。

“你知道光緒在戊戌變法期間，認真考慮過一個什么方案嗎？”他接著說，“我的中國朋友曾經拿著一本歷史書告訴我，光緒的心腹大臣曾經考慮過把全國一半的領土低價賣給帝國主義國家，光緒本人還派人秘密接觸過日本公使，探討由日本派顧問全面接管中國軍政，換取愛新覺羅家族繼續坐在寶座上。”他每個字都像釘子，“為了保住皇位，他連把清帝國的大半領土賣了、剩下領土并入日本都想得出來，還有啥他不敢做的？”

斯威士蘭王軍的UH-1H直升機，由臺灣當局贈送

我沉默了。

斯共黨員隨后把話題拉回現實，“姆斯瓦蒂三世，和光緒是一樣的人，但是他手段比光緒強得多。他不是被太后和酋長架空的可憐蟲，他甚至能這個三角結構里，讓自己從棋子變成斯威士蘭國內的棋手。這也意味著，他把國家賣給臺灣、賣給白人資本、甚至賣給任何一個愿意接盤的勢力——他眼皮都不會眨一下。”

那次談話之后，我開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審視斯威士蘭。

今天斯威士蘭在國際媒體上的形象是固定的：數萬名斯威士蘭少女赤裸上身，手持蘆葦，在王宮前列隊舞蹈，等待國王從中挑選一位新的妻子。標題千篇一律：“非洲國王選妃”。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也是這么看的。

但那位斯共黨員后來給我算了一筆賬。姆斯瓦蒂三世在位四十年，總共娶了十幾位妻子。如果蘆葦舞節真的是“選妃”，這個數字對不上。每年數萬人參加，四十年來參加者超過百萬。生活荒淫的國王借機泄欲是不意外的事情，但是如果真是選妃，后宮規模應該遠不止此。

“你要看國王娶的是誰。”斯共黨員說。

我回去查了資料。姆斯瓦蒂三世的正室和主要妻子，幾乎全部來自斯威士蘭各大酋長家族，她們的父親、兄弟、叔伯，控制著全國55個廷昆德拉中的關鍵選區。酋長在地方上擁有土地分配權、司法調解權、以及事實上的候選人提名權——因為斯威士蘭憲法規定公職選舉基于“個人優點”，政黨不能參選，這意味著誰能成為議員，本質上由酋長說了算。

蘆葦舞節的真正功能，不是讓國王挑選妻子，而是讓酋長們向國王展示忠誠。每一個派女兒參加蘆葦舞節的酋長，都在公開宣示：我承認你的權威，我愿與你結盟。而國王偶爾從中選擇一位新妻子，則是對這個酋長家族的最高獎賞——從此這個家族與王室血脈相連，在地方上的權勢將無人能撼。

“這不是選妃，”那位黨員說，“這是年度權力展演。是國王和酋長之間的盟約續簽儀式。”

但酋長的忠誠只能控制土地和人口，控制不了錢。

斯威士蘭是一個內陸國家，被南非三面包圍，東面與莫桑比克接壤。它的對外貿易通道高度依賴南非德班港——全國90%以上的進口商品經由這個港口轉運入境。這種地理宿命帶來了一個關鍵后果：關稅收入常年占斯威士蘭政府財政收入的50%以上，2006年曾達到74.08%的極高水平；這幾年雖然有所下降，但依舊占據了至少20%。

換句話說，誰控制了海關，誰就控制了國王的錢袋子。

斯威士蘭行政首都姆巴巴內，行走在市中心的話你根本意識不到這是一個非洲國家的市區

我第一次去斯威士蘭時，對邊境海關的效率感到驚訝。在非洲，邊境官員索要“小費”幾乎是常態——我在南部非洲旅行多年，早已習慣在護照里夾鈔票。但在斯威士蘭邊境，一切流程按部就班：掃描護照、檢查貨物、打印稅單、刷卡繳費。沒有暗示的眼神，沒有故意拖延，沒有“這臺機器壞了只能收現金”。

我當時以為這是“治理水平高”。

那位斯共黨員聽了大笑。“那不是治理，那是饑餓。任何一個海關官員敢漏稅，他就得面對臺灣人訓練的警察。那不是他自己的錢袋子，是國王的錢袋子。”

他告訴我，斯威士蘭的警察系統由臺灣當局協助訓練和裝備。臺灣每年向斯威士蘭提供數千萬美元的直接預算援助，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于警察和軍事開支。在姆巴巴內的街頭巡邏車上，你能看到臺灣制造的通訊設備；在邊境檢查站，你能看到受過臺灣教官訓練的清關流程。

這套系統的目標極其明確：確保關稅收入最大化，確保臺資工廠的貨物暢通無阻，確保任何可能威脅這個體系的人——罷工工人、反對派活動家、共產主義者——被迅速識別和壓制。

左為斯威士蘭國王

為什么臺灣愿意花這么多錢和精力維系這個遠在非洲的“邦交國”？

答案在曼齊尼工業區。

曼齊尼是斯威士蘭的工業中心，沿著高速公路兩側，分布著數十家紡織廠和成衣制造廠。其中規模最大的屬于南緯紡織（Tex-Ray）——一家臺灣企業，在斯威士蘭擁有至少9間大型廠房，雇傭數萬名當地工人，絕大多數是女性。

這些工廠生產的產品，利用美國《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AGOA）的免稅配額，貼上“斯威士蘭制造”的標簽，運往美國市場。AGOA賦予符合條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對美出口的免稅待遇，而斯威士蘭——盡管是一個君主專制國家——符合這些條件。

臺灣沒有AGOA配額。但通過在斯威士蘭設廠，臺灣資本可以繞道進入美國市場。

這是一筆三方共贏的交易：臺灣企業獲得免稅進入美國市場的通道；斯威士蘭國王獲得稅收、就業和外匯；美國政府則可以在紙面上宣稱自己在幫助非洲發展。

臺資南緯紡織在斯威士蘭的車間

而真正的代價，由曼齊尼工業區的女工承擔。

我前年順訪斯威士蘭時，在曼齊尼遇到過一個女工。她32歲，在臺資紡織廠工作了9年。每天早上6點進廠，晚上7點出廠，月薪折合不到100美元。她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帶薪病假，懷孕后如果無法繼續工作就會被辭退。

“臺灣老板從不跟我們說話，”她說，“有事都是找斯威士蘭的工頭。工頭說，你們要感恩，沒有臺灣人，你們連這份工作都沒有。”

我問她知不知道臺灣和中國的關系。

她想了想，說：“廠里有人偷偷發過傳單。說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說我們的國王收臺灣的錢，是在幫分裂中國的人。傳單上的那個黨，好像叫斯威士蘭共產黨。”

白人財閥：紙漿、木材與雇傭兵

如果關稅是國王的錢袋子，臺資工廠是國王的就業機器，那么白人財閥就是國王的私人武裝。

斯威士蘭財政部長尼爾·里肯伯格Niel Rijkenberg的名字，我在約翰內斯堡就聽說過。他來自一個荷蘭裔白人家庭，家族在南非和斯威士蘭擁有大片林業種植園和造紙廠。他的正式職務是財政部長，但實際上，他控制著斯威士蘭最重要的出口產業之一：紙漿和木材加工。

斯威士蘭財政部長尼爾·里肯伯格

里肯伯格雇傭了大量前南非國防軍的白人老兵，那些在1994年種族隔離制度終結后失去特權的職業軍人。這些雇傭兵平時守衛林業種植園和造紙廠，戰時則構成國王政權的最后一道防線。他們曾為白人政權鎮壓黑人解放運動，如今換了一身制服，繼續在斯威士蘭的土地上操持舊業。

他們從不隱瞞自己是什么人。

斯共黨員給我看過一則新聞。2023年2月，一隊操著阿非利卡語——南非白人的語言，種族隔離時代的語言的雇傭兵，他們對最大反對黨人民聯合民主運動PUDEMO的活動家開了槍。

“他們平時甚至懶得隱藏自己的種族主義立場，”那位黨員對我說，聲音平靜得可怕。

一名典型的斯威士蘭白人雇傭兵形象

斯威士蘭自己的國防軍戰斗力很弱，這是南部非洲公開的秘密。1980年代以來，斯威士蘭軍隊從未參與過任何實質性軍事行動，裝備老舊，訓練松弛。國王真正依賴的，是臺灣訓練的警察維持日常秩序，以及各種各樣的白人雇傭兵應對嚴重威脅。

2021年斯威士蘭爆發全國性抗議時，國王最終的依靠不是他自己的軍隊，他的依靠是警察和里肯伯格的雇傭兵，特別在2021年7月關稅分成到賬之后，雇傭兵手上拿到的錢更多了。

“你知道最諷刺的是什么嗎？”那位斯共黨員最后說，“里肯伯格是荷蘭裔，他的祖輩來非洲不過三代人，但他現在已經是斯威士蘭最大的地主之一。他從國王手里拿到了大片土地的使用權，他種的不是糧食，是桉樹，是造紙用的速生林。那些樹吸干了土地的水分，讓周圍村莊的井都枯了。村民去理論，來的是雇傭兵。村民去找酋長，酋長收了國王的賞賜，閉門不見。”

93歲的格拉迪斯·西凱蒂·蘇卡蒂站在她倒塌的房屋旁，面對即將到來的驅逐，老人家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去年10月，因宅基地被蒙蒂尼造紙公司強行低價收購，蘇卡蒂等超過100戶人家被迫離開祖居家園，所有家庭的補償款加起來總共只有15萬蘭特（6萬人民幣出頭），而蒙蒂尼公司就是由里肯伯格一手創辦

三角結構與國王的位置

國王、酋長、臺灣資本、白人財閥——這四個角色構成一個精密的權力結構。

酋長控制土地和人口，確保議會充滿保王黨議員；臺灣資本提供關稅收入和工業就業，維持財政機器運轉；白人財閥提供私人武裝，充當政權的最后保險。

而國王，坐在這三股力量的中心。

最初我以為國王是被架空的——就像光緒被慈禧架空。但那位斯共黨員糾正了我。“姆斯瓦蒂三世不是光緒。光緒從頭到尾都是棋子，姆斯瓦蒂從棋子變成了棋手。”

他解釋說，姆斯瓦蒂三世即位時年僅18歲，太后恩通比（Ntfombi）以攝政身份掌握實權。但在此后四十年中，國王通過一系列精明的操作——聯姻酋長家族、將親信安插進關鍵經濟部門、與臺灣當局建立直接聯系、默許白人資本擴張甚至當財政部長——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權力基礎。

左為斯威士蘭國王的母親

今天，太后仍然活著，仍然在重大決策上擁有發言權。酋長們仍然控制著地方。臺灣仍然掌握著警察訓練。里肯伯格仍然掌握著私人武裝。但國王已經不再是任何一方的附庸——他成了各方都需要的那個人。

“這就是為什么他比光緒危險得多，”那位黨員說，“光緒只會讀書、空想、然后被軟禁。姆斯瓦蒂知道怎么玩這個游戲。他知道酋長需要他的聯姻來鞏固地方權力，知道臺灣需要他的‘邦交’來維持國際空間，知道白人資本需要他的保護來繼續剝削土地和勞工。他讓所有人都需要他，然后坐地起價。”

他停頓了一下，加了一句：

“同樣，國王死抱臺灣不是出于忠誠，而是出于恐懼。他深知，一旦和臺灣斷交，還沒等失業青年涌向街頭，那些臺灣系警察和白人雇傭兵，很可能就會在臺灣‘大使館’的指揮下沖進王宮，把國王本人撕成碎片。”

國王的“艾滋病政治學”

還有一種死亡，比雇傭兵的子彈更安靜、更日常。

在斯威士蘭，艾滋病不是新聞。新聞需要意外，而在這里，死亡是預期之中的。

斯威士蘭同學每隔幾周就會在學院公告欄前停下來：那里貼著一頁新的訃告。白紙黑字，姓名、生卒年、葬禮時間。然后是下一周，再下一周。我們不再驚呼“又有人走了”，我們學會了默讀，然后走開。

聯合國數據說，斯威士蘭成年人的HIV感染率全球最高。但這個數字是抽象的，訃告不是。訃告告訴你，死去的人可能剛滿30歲，可能留下三個孩子，可能上周還在教室里和你討論過課后作業。

國際援助機構把艾滋病歸因于“性行為模式”、“男權文化”、“男男性行為者污名化”等等。這些都有道理，但它們遺漏了最根本的東西。

我那位斯共黨員朋友問過我一個直白的問題：“你知道為什么斯威士蘭的艾滋病在礦工和卡車司機中尤其嚴重嗎？因為當年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礦場把斯威士蘭勞工安置在擁擠的單身宿舍里，他們的性行為不是在‘文化’中發生的，是在資本安排的流動節奏中發生的。”

艾滋病在斯威士蘭不是道德問題，不是文化問題，甚至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問題。它是階級問題。是勞動強度讓你無法按時吃藥的問題，是勞動力流動把病毒從一個礦工宿舍帶到另一個村莊的問題。

但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

我那位斯共黨員朋友后來又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知道國王為什么愿意接受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援助嗎？”

我說：“因為能救人？”

他笑了，笑得很輕，像在笑我的天真。

“國際援助是一筆大錢。全球基金、美國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幾千萬美元流進斯威士蘭的公共衛生系統。這些錢經過誰的手？經過國王的衛生部。衛生部聽誰的？聽國王的。”

我沉默了。

他繼續說：“聯合國的數據顯示，過去20年斯威士蘭的艾滋感染率相比最高峰有了顯著下降。這是好事，對吧？是。但對國王來說，這不完全是好事。因為感染率下降意味著國際援助會逐年減少。你想過沒有，一個每年從國際援助中獲取巨額管理費和采購回扣的政權，它在潛意識里會怎么看待‘感染率下降’這件事？”

他停了一下，讓這個問題在空氣中懸了一會兒。

“我不是說國王在故意讓艾滋蔓延，”他說，“但一個政權如果長期靠災難養活自己，它就會和災難形成共生關系。國王不需要制造災難，他只需要不真正解決災難。他接受聯合國的方案，執行到‘數據好看’的程度，然后停下來。感染率從30%降到20%，他可以拿去對國際社會交差。但降到10%？降到5%？他的衛生部長不會允許這種事發生，他的財政部長不會允許，他本人也不會允許。”

這就是國王對艾滋病的真實態度：不是對抗，不是漠視，而是管理，把一場瘟疫管理成一個可持續的、可預測的、可從中獲利的政治經濟系統。

我后來去查了斯威士蘭的公共衛生預算。國際援助占了多少？在一些年份，超過70%。這意味著斯威士蘭的艾滋病防治體系，本質上不是斯威士蘭的，而是由聯合國、美國、全球基金共同出資、共同管理的。但資金的使用權、采購權、人員任命權，仍然牢牢握在國王任命的官員手中。援助機構可以派駐技術顧問，但技術顧問進不了財政部。

沒有人開會決定“我們要讓艾滋繼續流行”。但每一個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動，最終的結果就是：災難被穩定在“足夠嚴重以吸引援助，又不夠嚴重以引發政權崩潰”的水平上。

每周在公告欄上貼出的訃告，對于國王來說，不是悲劇。是一筆生意的成本。

革命的火種——從進步黨到斯威士蘭共產黨

曼齊尼工業區的臺資紡織廠，是斯威士蘭經濟皇冠上的明珠，也是國王政權最得意的政績。

每天清晨六點，數萬名工人涌入廠房。她們在縫紉機前坐下，開始長達十二個小時的重復勞動。車間里彌漫著化纖布料的氣味，天花板上的風扇攪動著濕熱空氣。工頭在過道里巡視，發現誰手腳慢了就大聲呵斥。月薪不到一百美元，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帶薪病假。懷孕的女工如果能堅持到臨產前一周，算是運氣好的——更多的人在顯懷之后就被找理由辭退了。

但在廠區之外，另一個斯威士蘭正在悄悄生長。

斯威士蘭的識字率在非洲名列前茅。殖民時期英國人為培養基層辦事員建立的教育體系，獨立后被保留下來。這意味著，臺資工廠里俯身縫紉機的工人，很多能讀會寫，看得懂傳單，聽得懂廣播，分得清“臺灣”和“中國”的關系。

當工友們被資本壓迫時，一個致命的問題開始在車間里流傳：這些臺灣老板的敵人是誰？

答案從南非吹過來。

1994年種族隔離制度終結后，南非共產黨作為非國大的執政盟友進入了政府。但大量的基層黨員和組織者留在了民間。他們中的一些人，越過邊境，進入斯威士蘭的工業區。他們在廠區外的鐵皮棚里租了房間，在工人下班的路上搭話，在周末的教堂聚會后多留半小時。

他們帶來的不是槍，是一套分析世界的工具：“所有和你一樣坐在縫紉機前的人，都在承受同樣的痛苦。而讓你承受這些痛苦的人，他們也有名字。他們不是神，不是命運，不是祖先的詛咒。他們是臺灣來的老板，是給他們開綠燈的國王、官員和雇傭兵。”

干柴正在堆積。但在火星到來之前，斯威士蘭自己就曾擦出過火花。

1960年7月30日，斯威士蘭進步黨成立。這是斯威士蘭歷史上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黨主席恩庫庫是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但他選擇的道路是左翼民族主義——深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泛非社會主義的影響的他穿梭于聯合國、加納、蘇聯和中國之間，為斯威士蘭擺脫英國殖民統治、恢復獨立奔走呼號。

1965年4月，恩庫庫率團訪問中國。據當時的檔案記載，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也曾與他們會面。

那是斯威士蘭左翼的黃金時代。

但緊接著，中蘇分裂的沖擊波抵達了南部非洲。

進步黨內部本就存在意識形態分歧：有人傾向于蘇聯的“和平過渡”路線，有人認同中國的“人民戰爭”思想，還有人主張泛非主義的“非洲社會主義”。中蘇分裂將這些分歧撕裂為不可愈合的傷口。

進步黨一分為四：總書記茲瓦尼組建“恩格瓦尼民族解放大會”（NNLC），主張非洲社會主義；支持中國路線的副總書記恩科西被外放至埃及；另一派倒向蘇聯；恩庫庫保留進步黨名義，但元氣大傷，1972年停止活動。

這是國際共運分裂在非洲土地上最真實的回聲。

這場分裂的直接后果是，斯威士蘭的民族民主運動失去了統一的領導核心。國王索布扎二世抓住機會，于1973年4月12日廢除了憲法，解散議會，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于一身，建立了徹底的君主專制。

1983年，索布扎二世去世。斯威士蘭陷入政治動蕩。

就在這一年，一群流亡南非的斯威士蘭青年成立了“人民團結民主運動”——PUDEMO。他們模仿的是南非非國大的組織模式：一個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將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活動家、學生運動甚至部分酋長家族中的開明分子團結在一起。

斯共和PUDEMO的聯合游行現場

PUDEMO將馬列主義非正式地列為運動的指導思想，要求所有成員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但“大教堂”式的組織結構也帶來了致命的弱點：黨內派系林立，從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到右翼反共力量，都擠在同一個帳篷下。理論無法統一，組織上自然也無法令行禁止。

PUDEMO多次分裂。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2021年，一部分成員分裂出去成立了“斯威士蘭解放運動”（SWALIMO），發展速度很快。但PUDEMO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它在斯威士蘭國內建立起了反對派的基本網絡，培養了整整一代反對派干部。它的青年組織SWAYOCO在學生和城市青年中擁有廣泛影響力，它甚至一度組建過效仿南非“民族之矛”的軍事組織“烏木本杜人民解放軍”。

PUDEMO的前主席馬里奧·馬蘇庫，被譽為“斯威士蘭的曼德拉”。他在2021年去世前，曾多次被當局以《制止恐怖主義法》的罪名監禁。我曾經遠遠見過他一次，那是在他獲釋后的短暫自由期。他的眼睛里有一團火。

有PUDEMO黨員說過：“斗爭在繼續，不管是這一代還是下一代，我們一定會贏。”

“下一代”，指的就是斯威士蘭共產黨總書記托克扎內·庫內內他們。

斯共中央總書記托克扎內·庫內內

2011年4月9日，斯威士蘭共產黨在南非姆普馬蘭加省卡姆魯什瓦正式成立。庫內內青年時期曾到南非留學。在大學里，他大量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同時參與非國大、南非共產黨和PUDEMO的組織實踐。他一面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殘余，一面反對斯威士蘭的君主專制制度。大學畢業后他返回斯威士蘭，2005年被當局驅逐出境。此后他流亡南非，2007年開始籌備成立斯威士蘭共產黨。

我和庫內內有過數次長談。他的馬列主義理論功底，坦白說，超過我在北京見過的很多博士生。但他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理論知識，而是一種“后發優勢”——他的思想沒有包袱。

他對我說：“我們這一代人，蘇聯已經不存在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已經證明了自己，南非共產黨的斗爭經驗就在眼前。我們可以同時接納所有這些正面遺產，不需要站隊，不需要罵戰，只需要學習。”

這種開放的心態，讓斯共在短短十余年內成為斯威士蘭最有活力的反對力量。

斯共黨員集會

2011年成立時，斯共只有幾十個核心成員。到2021年斯威士蘭爆發全國性抗議時，鐮刀錘子旗在人群中隨處可見。斯共的臉書追蹤人數達到1.7萬，推特粉絲近萬，當時均為斯威士蘭各大反對黨之最。在一個政黨非法的國家，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才能體會。

2021年抗議期間，南非共產黨在邊境口岸接應斯威士蘭共產黨黨員

斯共對我所留學的中國，態度極為友好。

庫內內曾在一次非公開交流中說：“斯威士蘭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友誼，是建立在共同反臺獨、反殖民、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斗爭中的。”

這句話的每一個詞，都有具體的所指。

反臺獨——因為臺灣當局是斯威士蘭君主專制政權的重要外部支撐；反殖民——因為斯威士蘭的獨立本身就是反英殖民斗爭的成果；反種族主義——因為白人雇傭兵至今在斯威士蘭土地上橫行，殺人不償命；反帝國主義——因為斯威士蘭的經濟命脈被外國資本控制；反封建主義——因為國王和酋長組成的封建體系，是斯威士蘭人民最直接的壓迫者。

2019年5月23日，斯威士蘭共產黨前國際部秘書恩加布洛·德拉米尼因被王國當局警方逮捕后，被強制注射過量海洛因犧牲

我曾問過上文所說的斯共黨員一個尖銳的問題：斯共如何看待中國在非洲的角色？

他的回答讓我印象深刻。

“中國在非洲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問題不在于‘中國是不是帝國主義’——這種問題本身就是西方左翼的陷阱，它把復雜的地緣政治簡化為道德判斷。真正的問題是：斯威士蘭的工人階級如何利用中國提供的政治經濟空間，推動自己的解放事業？中國需要非洲的資源和市場，這是事實。非洲需要中國的投資和基建，這也是事實。在這個相互需要的關系里，非洲工人階級的空間在哪里？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答的問題。”

他停了一下，補充道：“而且，有一件事你要記住。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那些在斯威士蘭開紡織廠的臺灣老板，他們的‘邦交國’是我們的國王。我們反對國王，他們支持國王。你說，我們和中國，應該站在哪一邊？”

這是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回答。它不回避矛盾，不簡化現實，始終把階級分析放在民族和國家敘事的核心位置。

全球化的殘酷辯證法

臺資工廠培養出自己的掘墓人——這個論斷聽起來像一句漂亮的口號。但在斯威士蘭，它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臺灣當局在斯威士蘭經營了五十多年的“金元外交”，試圖以金錢和投資維系所謂“國際空間”。他們在曼齊尼建起了九間大型廠房，雇傭數萬名女工，每年向美國出口數億美元的成衣產品。他們訓練斯威士蘭的警察，維護國王的統治秩序。他們以為自己在鞏固一個“邦交國”。

但他們沒想到的是：工廠是最好的階級意識孵化器。把成千上萬的年輕工人集中在同一個空間里，讓他們承受同樣的壓迫，然后讓他們相互交談——這件事本身就蘊含著顛覆性的力量。

當這些工人開始追問“臺灣老板的敵人是誰”時，答案就藏在南非的歷史里，藏在中國的革命經驗里，藏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里。

就這樣，臺灣的“敵人”，成了斯威士蘭革命者的精神導師；臺灣的“邦交國”——斯威士蘭王國，成了斯威士蘭所有革命黨派的革命對象。臺灣的“金元”——臺資工廠，成了階級意識覺醒的溫床。

斯共的快閃游行現場

有民意調查顯示，今天斯威士蘭民眾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好感度已經高達72%，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在曼齊尼的工廠內、在姆巴巴內的街頭、在斯威士蘭的農村正悄然生長。

這是全球化時代最殘酷的辯證法。資本每時每刻都在創造自己的對立面。資本家每建一座工廠，就在為革命添一把柴。這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愿，而是資本邏輯本身的自我否定。

在曼齊尼工業區的臺資廠房里，縫紉機日夜轟鳴。那聲音，在國王聽來是稅收和外匯，在臺灣老板聽來是利潤，在工友們聽來，是日復一日的疲憊。

但在我們聽來，那是未來的腳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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