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縣的教育反內卷實驗

中國的鄉村正在快速消失。少有人注意到與之相伴的另一個現實——鄉村小學也在大量消失。

如今，鄉村學校正迎來新一輪撤并潮。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從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里，我國有近8萬所小學消失，降幅高達35%。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以鄉村小學為代表的小微學校們。

但作為中國教育的神經末梢，鄉村小學的存在是必要的。相比城市里標準化、應試化的大型學校，人數更少的村小，有時更可能成為教育探索的前沿陣地。比如，在浙江縉云縣的鄉村小學中，就曾進行了一場反內卷、尊重個性、扎根鄉村的教育改革試驗，后來被業內稱為「縉云模式」。這一度讓一些教育專家看到了希望。它趕上了「雙減」的時代浪潮，當地一度有十幾所鄉村小學加入，一種超脫于傳統應試教育的可能似乎真的出現了。

當時前來考察的專家們有兩個想不通——第一，為什么在縉云那么多的鄉村小學里，都能看到一種奮發向上的生命力？第二，為什么這里所有學校都能辦出各自的特色，沒有兩所學校完全相同？

但如今，這場教育改革正面臨新的困境。在更大的層面上，新的內卷時代正在來臨。而這恰恰是一場縣級反內卷改革實驗所無法抗拒的部分——高考人數屢破新高，學歷越來越卷，職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全國都在卷，這怪不了教育系統。」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中心前主任趙宏智說，「我在中國找了很多，也找不出來（第二個縉云）了，只能是這么堅持了。」

在這場實驗開始七年后，《人物》帶著問題，來到縉云，試圖弄清楚事情的全貌——全國一千多個縣城里，為什么唯獨縉云集中出現了這場教育改革？它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又對抗著怎樣的現實？改革最后滑向何方？縉云模式的火種是否已徹底熄滅？它又如何影響了參與者的人生？

文｜易方興

編輯｜魚鷹

圖｜（除特殊標注外）易方興

校門

在中國，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座這樣的小學校門。

在浙江麗水縉云縣章村，這座校門就坐落在群山之中。得從縉云開車近一小時，經過好幾段盤山公路，才能看到它。在麗水，章村算不上什么有名的村子，沒什么大產業。章村小學也不是什么著名小學，鄉村逐漸消失，它也岌岌可危——整個學校只有64名學生，未來還會更少。

無論怎么看，都想象不出，這里竟然會有這樣一座校門：

它是竹制的，高約十米，仿佛兩把大傘，遠看就像某種藝術裝置。走近之后細看，傘柄是用三大捆碗口粗的竹子捆成，傘面部分，則像兩片巨大的茶葉。毛竹和茶葉都是章村的特產。校門口，是一條寬約十米的小河，微風吹過，校門上懸掛的風鈴撞擊搖晃，水流聲和風鈴聲交織，成為進入校門的背景音。

章村小學的校門

特別之處還不止校門。整座學校被刷成了淡綠色，學校里沒有校領導照片，沒有先進事跡宣傳欄，走到教學樓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張高五米的巨大笑臉墻，墻上有全校64名孩子的笑臉——三年前的時候，這里畫著的還是120張笑臉，如今只剩一半。笑臉墻正中寫著一句話：用一個村莊的力量，養育一個孩子。

學校不大，沒有足球場，沒有塑膠跑道，但卻有羊圈、雞圈……這是學生們養的小動物，俗稱「班寵」。學校和村子共用一個大禮堂，禮堂里擺著學生們參與研發的原創樂器，比如一種由五根粗細長短不同的竹子制成的琴，敲擊后，它能發出五種聲音。學生們管這叫「大炮」。

它和我曾見過的任何小學都不一樣。在從2017年開始的縉云縣反內卷教育改革實驗中，章村小學正是一個典型案例。它的新校門故事，也是整個教育改革實驗的縮影。

這座校門的修建，與當時的校長馬鑫飛的一次選擇有關。2019年，在縉云，37歲的馬鑫飛面臨一次人生選擇，是去職高當一名音樂老師，還是去一所鄉村學校當校長。

最后他選擇了去村小，「城市里沒有我要的價值」。馬鑫飛在村里長大，單看學習成績，他不算「優秀的孩子」。三年級，父母送他進了當地一所寄宿制學校，那所學校的校長在劇團待過，為了讓學生們有事做，組織學生們學音樂，在一眾樂器中，馬鑫飛選了二胡。

這次選擇影響了馬鑫飛的人生。他雖然學習成績不行，但很快發現自己二胡學得很快，其他人要練兩個月的曲子，他半個月就能學會。他家門口有一塊大石頭，他爸爸就讓他坐在石頭上拉二胡，獲得了不少來往村民的稱贊。最后就連村里的紅白喜事，都會喊他去參加。「那時候我爸很驕傲，覺得兒子以后肯定有飯吃。」而一個人最初找到自我價值的地方，常常能影響一生。

第一次當校長，馬鑫飛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發現一個問題，就解決一個。原來的章村小學，跟其他小學沒什么不同，都有一扇封閉的鐵門，「這個校門是我第一天去就感覺不舒服的地方」。

時任縉云縣教育局副局長的吳麗明也回憶，為校門的事，馬鑫飛專門來找過他。「（馬鑫飛）說鄉里要搞美麗鄉村，要給小學建個校門，我說別，讓鄉里給你搞，不如你們自己設計，這樣才能達到你所想要的效果。」

馬鑫飛后來做了一個決定——「這個學校是孩子們的，我想把所有的設計都交給孩子。」

于是，2019年底，他布置了一項作業，讓學生們去收集全世界的校門照片。在學校里，他用這些作業辦了一個「世界校門展」，繞操場擺了一圈。「這個時候，我發現孩子的注意力還集中在門好不好看，沒有發散到門本身的意義上。」所以，他又帶著學生們去村里看各種門，讓學生們明白門的作用和意義。

這形成了長達一年的系列課程。學生們交上了五花八門的設計圖。有的偏實用，在門上安裝了測溫儀；有的偏想象，門上畫了奧特曼；還有的在門上布置了水母，學生的解釋是這樣可以吸收大自然的靈氣……學校六個年級各自負責不同的領域，一二年級學習設計，三四年級學習搭建，五六年級學做競標書。

這正是在縉云教改實驗中被廣泛推廣的「項目化學習」模式。項目化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PBL）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它通過讓學生參與具體的、解決實際問題的項目，來促進多學科學習。相比之下，許多地方一直沿用的則是教師直接傳授知識的傳統教學模式。

光有想法還不行，還要找到專業設計師。在當時致樸公益基金負責人駱筱紅的溝通下，杭州設計師高威參與了這個項目。一開始，高威的團隊并不情愿給鄉村小學建校門，「但是高威跟孩子一交流，他興奮起來了，最后設計費都免了，還把公司所有員工帶到這里來感受，高威當時還說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一個優秀的設計師要從一個優秀的共情者開始。他并不是把這當成一個商業項目，而是當成一個真正的作品。」吳麗明說。

在建筑材料的選擇中，竹子脫穎而出。章村本地盛產毛竹，從明朝起這里就在用竹子造紙了，當地的竹子能長到碗口粗。村民家里有竹器，孩子們對竹子也親切。

在課程的引導下，學生們開始學著思考建造校門的細節。有同學說，希望校門是葉子的形狀；有同學說，希望隔著校門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山與河；還有的同學，希望家人走遠路來接自己放學時，可以在校門下短暫休息，下雨等候時，還可以避雨……這座校門最后匯聚了學生們的愿望。

有了設計，錢是個大問題。「當時我拿著設計圖，去問杭州的建筑公司，市場價報價87萬，但誰會愿意花這么多錢，在這么一個角落建一座校門？政府也不會同意。」馬鑫飛說。但他不放棄，他給建筑公司講故事，講學校的課題，讓他們來參與公益。「最后找到一家公司，工程費從87萬談到了38萬，后來又爭取到了縣里教育基金的支持。」

校門建設時，全村人都參與了進來。有的家長開拖拉機，有的家長弄水泥，「這座校門是凝聚了全校師生，甚至是全村的人，花了兩年時間的一個作品」。

校門建成后，全校128名學生都在校門二層的小平臺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風鈴也是學生們做的，山風吹過，風鈴發出清脆的聲音。一位當年參與校門建設，如今已上初中的學生還問過馬鑫飛：「我80歲的時候，還能回來看看這座校門嗎？」

校門上的風鈴

緣起

鄉村小學要想做出這樣的嘗試，必然需要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

如今，當時主推教育改革的縣教育局副局長吳麗明已經57歲，他已經退居二線、遠離教育部門兩年了，還有三年就要退休。現在再見到他，你很難從他身上感受到官員的影子。他穿一件發皺的灰藍色POLO衫，腳上穿一雙黑色布鞋。他說，布鞋穿得舒服，一雙25塊錢。縉云盛產楊梅，他拿出來吃的時候會強調，「不用洗，自然的楊梅很甜，雖然里面有蟲子，但沒關系」。

他崇尚自然。就像他吃楊梅，也接受吃到蟲子。對待教育也一樣，他反對一味應試，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幾乎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用「理想主義」這個詞來評價他。有人尊重他，有人委婉提醒他「過于理想化」，還有人干脆說他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對自己的評價也有消極色彩：「我是一個悲觀絕望的理想主義者。」

吳麗明在吃楊梅

現在，他雖然退居二線，但還想繼續實踐一些理念。在7月2號中午，天氣40度，他開車去找兩個老朋友，想說服他們一起參與研發一套音樂課程——帶孩子走進真實的山水田野，聆聽自然的聲音，再用自己樸素的聲音表達，用這種個性化方式學習音樂。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縉云教育改革試驗的延續，只不過更具體。開車時，他講起這幾年的教改，左手握著方向盤，右手激動地在車里揮動，「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時光」。

七年前，這場教改實驗，也恰恰是由他組織的一場「祥林嫂」式的動員會開始。那時候他已經干了七年副局長，手握人事權，「如果為了升官，我不敢這么做，這一定會招來絕大部分人反對，但我不在乎失敗」。

那時，他感覺到「再不做點什么就來不及了」。為了不留遺憾，他召集了一些熟悉的同事、校長、老師，一共三十幾個人，在會議室開了一場動員會。他特地做了四張PPT，給在場人講述他的教育理念——「三個不」。

時至今日，吳麗明仍然喜歡用數字歸納自己的理念，比如「三個不」「三個融合」之類。三個不，指的是不替代、不功利、不施舍。簡單來說，就是上級不替代學校做決定，大人不替代孩子做決定，不以功利性的目標考核師生，從而激發孩子的興趣和天賦，讓他們個性化地自主生長。

吳麗明在會議室足足講了一小時。然后，他在城鄉結合部找了一所一百多人的城北小學，做一個實驗區，號召愿意去的人當志愿者，每周二到學校里，去給孩子們開展有意思的課程。「要不要參與，跟我的職務沒關系，只跟理念有關，如果大家有興趣，就一起來做。」

一周后，有十幾個人報名，每到周二，這些志愿者就進入到城北小學。「我們也不知道具體要做什么，反正就基于『三個不』的原則，自己摸索，很曲折，但也很好玩。」

30歲的尹一青，是當時志愿者里的科技老師，他同時是另一所小學的副校長，做一些科技競賽相關的教學。從小，他就喜歡自己動手做東西，是一個點子非常多且童心未泯的人。當志愿者的時候，有一節課是要學習橋梁，他靈機一動，找來了幾十根木條，讓孩子們用拼搭的方式建起一座橋，要達到能站人的強度。教了最基礎的原理后，讓孩子們自己發揮。那一次，他親眼見到了學生們的創造力。「我啥也沒指導，最后學生們搭的最堅固的橋，跨度達一米，能站11個學生。」

就這樣，各種課程陸續被開發出來，美術、籃球、音樂、武術、演奏……一個一百多人的城鄉結合部小學里，幾個月之內，竟然涌現了十幾個學生社團。

但吳麗明沒有料到，這次試點，會滑向另一個結果。

在實驗開始后第一個元旦，城北小學校長邀請縣教育局領導們一起去看一場匯報演出。演出在村里的大會堂，全校一百多個學生都上臺表演了節目，科學小組表演火山噴發模型，美術組表演時裝展，還有學生表演花式籃球和舞蹈。演出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臺上很熱鬧，臺下家長也很滿意，為期一年的教育改革實驗有了可視化成果，可以說「皆大歡喜」。

但吳麗明也注意到，一些孩子不愿意表演，但卻被老師強迫上臺。「好的狀態一定是主動的，是孩子們想自己去玩的東西，是能夠享受其中的。」不光如此，「現場很多節目，比如歌曲，都是為了滿足成年人的表達，而不是孩子喜歡的。」

他很反感這種形式主義的「匯報演出」。結果，城北小學相關領導還專門感謝他：「吳局，你帶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時間精力來幫助我，我一定要拿出成績給你看，今年我們學校在縣級的比賽一定要拿個二等獎以上。」

「我聽了之后非常痛苦。」吳麗明那次爆發了，「我從來是不大會去批評人的，我都是鼓勵，但是你再這么搞的話，我退出，你這個學校我不來管你了。」

這次實踐，給吳麗明上了一課。「當初是我把她從更偏僻的學校調到這個學校，她說我那么聽吳局的，竟然被這樣子批評，她也很難接受。這個事件后，我反思自己還是過于控制了，如果對方不理解你要做的事情，就按照表面去做，這行不通。」

那之后，縣教育局的干預開始減少，教改也進入了鄉村學校校長們自己摸索的新階段。

學生們在鄉村的農田中

就地取材

能不能探索成功，吳麗明心里也打鼓。因為無論是從物質上，師資上，還是生源質量上，鄉村學校的校長們面對的現實困難，遠比市區里的學校要多得多。

尹一青是個皮膚黢黑的校長。縉云地處浙江南部山區，日照多，尹一青常常喜歡帶學生們在戶外玩，漸漸曬黑了。自從他在城北小學里突發靈感，上了一節木條搭橋的課之后，他就把這節課也引入了自己所在的凝碧小學。

他鋸了兩百根木條，每根大約一米長，全都擺在學校操場，操場上有一個乒乓球臺，這些木條就放在球臺底下，這樣下雨也沒關系。「這堆木條大概花了學校兩百塊錢，而且還不是一次性的，可以用很久，最開始我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省錢，第二個要用身邊的材料，這樣才能讓所有的學生都有機會參加。」

凝碧小學一共有一百多名學生，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這是絕大多數鄉村小學的現狀。最開始，是六年級的孩子們大課間會用這些木條搭橋，漸漸地，參加的孩子越來越多，最后連二年級也能看懂，也能去搭了。在孩子們的想象力下，沒有兩座橋絕對相同，「而且他們不會拿木條來打架，這是我很欣慰的一點。」

關于橋的課程，這還不是結束。凝碧小學所在的村里，水系發達，橋梁數量也很多。「我們那附近大概有十幾座橋，那時候，我們一個班就分成兩批，我帶著孩子在村里去測量每座橋，最開始我連卷尺都不提供，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去量，最后孩子們想出辦法，用手拉手的方式丈量橋的長度。」

村里年頭最長的橋是一座石拱橋，有幾十年歷史。學生們實地測量之后，發現這座橋竟然還是1960年代電影《鳳凰之歌》的拍攝地，這段往事被用很小的字記錄在橋邊。「以前我們走過去從來都不會去看，現在，學生們經過那次之后，會去關注身邊的橋了。」

圖源電影《鳳凰之歌》

這一系列課程，共同構成了名為「家鄉的橋」的綜合實踐活動，也與教材上關于「造橋」的課程相呼應。以前學生們坐在教室里學習橋梁知識，現在是親自去感受橋。

相似的故事也出現在縉云縣的宮前小學。

吳麗明找到趙偉進的時候，趙偉進還是另一所學校的副校長。他在學校主管政教工作，已經做了十二年，被學生們起了個「閻魔王」的外號，學生們怕他，但并不仇恨他。「一句話總結我政教生涯的話，我的車沒被劃過，我的摩托車沒被扎過。」由于縉云有著副校長干12年必須調動的規定，吳麗明問他愿不愿意去小微學校聯盟，嘗試做一下教育改革。與此同時，還像祥林嫂一樣聊了自己的那套教育理念。

聽了這番話，趙偉進睡不著了。他自己是學美術出身，「我原來在初中的時候，想做一件事情，比方說弄一個書法培訓，校長如果不同意的話是搞不起來的，現在下去至少是當一把手了。」大的方向他已經想好，要探索新的鄉村教育理念，從藝術的角度去教育孩子。

但具體怎么干，第一次當校長的他還沒有頭緒。直到他真正走進那所鄉村學校。「別人可能會忽視，但我是學藝術的，我看到學校周圍都是農村的建筑，光墻就有好幾種，黃泥墻、磚墻，紅磚、青磚、一塊一塊石頭壘起來的石頭墻……鄉村建筑所有的材料這不都在了嗎？」

他于是把鄉村建筑做成課程，帶著孩子去探索鄉村。從建筑材質上幾十年前的一塊瓷磚，到幾百年前的一塊條石，再到明清時期老房子的歷史，與學生們一起做了一個鄉村建筑博物館，然后，再讓學生們去探索每個老房子里的人物故事、家族故事，這個過程用圖文影音的方式留存下來。

「我跟村書記說好，如果做成了，要把學生繪制的建筑地圖放到村口，就作為旅游引導圖。」于是，宮前村有史以來第一份村莊地圖就出現了，而且是由小學生們手工繪制的。

在這些教育探索的過程中，老師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

陳麗霞是凝碧小學的語文班主任。她之前是鎮上小學的老師，也是因為在原學校待的時間超過了12年，因此需要流動，之所以選擇去凝碧小學，純粹是因為近。

「說實在話，之前我是有點瞧不上這種村小的，我原來鎮上的學校有40多個班，光老師就有100多人，到了這里，總感覺這學校就十來個老師，百來個學生，規模完全不能比。」但在2021年到了凝碧小學之后，她卻被凝碧小學豐富的內涵給震驚到了。

「都是我原來沒見過的東西。」陳麗霞說。

這一年，已經是尹一青在學校開發各種課程的第四年。他開發課程主打一個省錢，比如，為了教孩子們學習「塔」的相關內容，他找來吳麗明送的兩箱撲克牌，還花了200塊錢買了8000個紙杯，發給學生們，就用撲克和紙杯搭建塔；還有教往返跑的體育課，尹一青想出結合下棋的方式，讓學生們帶著彩色臉盆當棋子，跑到終點下棋。他鼓勵學生們自己開動腦筋解決問題，比如拿來一堆廢舊材料，讓學生們建造一輛能夠載人、并能跑到終點的小車。于是，他真的看到班上的女生拿著鋸子鋸起了木條。學生們最后也給了他驚喜，「我們讀師范時，學的是用氣球或者橡皮筋給小車動力，但學生們想出來的點子，是用竹子的彈性形變來實現小車的運動」。

讓陳麗霞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攀巖墻。這面長約十多米的攀巖墻，只花了200多塊錢。買來一些攀巖用的巖點磚塊后，校長尹一青跟辦公室主任，兩個人花了一下午時間把巖點都釘在了學校的一面空墻上，于是他們小學成了當地唯一擁有攀巖墻的學校。

陳麗霞班上的學生很熱愛攀巖。學校每個年級會輪著使用攀巖墻，輪到他們班的時候，學生們會喊著讓陳老師用手機計時。有位二年級的女生叫樂樂，平時成績一般，反應比其他學生要慢一些。但在班級舉辦的攀巖比賽中，竟然奪得了第一名，拿到了「攀巖王」的獎狀。

「她像一只小猴子一樣，手腳交替的時候，沒有一點遲鈍，很順滑地從頭爬到了尾，只用了15秒鐘，當時其他所有同學都給她鼓掌。」陳麗霞說。她還發現，由于獲得了自信，樂樂在學習上也比之前更好了。

樂樂在攀巖，這一次她獲得了「攀巖王」的稱號

伴隨著這些鄉村學校各種項目化課程的嘗試，在2017年到2022年這五年間，縉云的鄉村小學組建起了小微學校聯盟。每隔一段時間，聯盟里的老師會進行一次聚會，互相交流改革與創新的心得，這也是后來「縉云模式」的由來。

趙偉進記得，小微學校一共聚會過五六次，每個片區輪著坐莊分享經驗，「比如這個月到壺鎮，下個月到盤溪，再下個月到新建……吳局在這件事情里，最大的一個作用，就在于影響了一批校長的理念」。

輪到趙偉進所在片區坐莊的那一次，他講了關于「學校個性」的內容，那是他當校長的第二年，「鄉村建筑博物館」的課程項目已經開發出來，「我當時說，我好像上道兒了」。他說，「不同的學校，要能結合當地村子，發現不同的特色，我們最終要教會學生的，是發現美的眼光。」

當鄉村學校們建立了這樣的溝通機制，教育改革才真正意義上擴張到了全縣。與此同時，它也呼應了雙減政策對于減輕學生負擔的要求。到了2022年7月，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5家縣教育局，更是聯合發布了「縉云共識」。共識中稱，「鄉村教育要勇于走自己的路，立足小班小校、自然鄉土的教育生態，探索更適合鄉村孩子的育人模式。鄉村教育應該有，也可以有自己的樣子。」

像這樣，在全國范圍內，以一個縣的名字命名一項共識并不常見，那是縉云教育實驗最高光的時刻。

浙江省縉云縣宮前小學學生自己繪制的全校合影

急轉直下

吳麗明記得自己退居二線的日子，是縉云共識發布幾個月后。那是他當教育局副局長的第十二年。

吳麗明的職位變動，暴露了縉云模式一個顯而易見的脆弱之處：一旦推動項目的主要領導結束任期，整個項目便有可能滑向不可預知的方向。這種現象并非是某個部門獨有。

對于校長趙偉進來說，縉云模式由盛轉衰的直接標志可能是，小微聯盟的聚會再也不開了。「2022年開了最后一次，到了2023年就沒有了。」緊接著，2023年第一個學期，之前開發的課程全部暫停，「局里新的觀點是說，那樣做是影響學習的，在這個事情上，顯示出兩任領導教育理念的不同」。

不過，吳麗明結束任期，并不是整場改革出現拐點的根本原因，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整個教育評價體系的風向。

縉云地處山區，耕地面積不多，當地人形容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關于教育理念，當地流傳一種「梅干菜精神」，縉云文聯主席老杜介紹說，「我們這個地方菜也很少，冬天也沒東西吃，就把菜曬成梅干菜，我們跟紹興的梅干菜還不一樣，我們的梅干菜是曬得很干的，就是生怕壞了。幾代人讀書的時候，都是靠啃梅干菜長大的。」

老杜和吳麗明是三十年的老同學。他們當年念書時，就是帶著梅干菜，最后走出大山。「把梅干菜卷起來，帶到學校，吃的時候把梅干菜放在蒸好的飯上，就那樣吃著，去考大學。」

在浙江，縉云歷史上一直極其重視教育。當地的縉云中學，更是整個麗水多年排第一的超級中學。作為一所縣級中學，就連麗水市的家長都會慕名而來，把孩子送到這里讀書。以2019年為例，這一年整個麗水文理科第一名，都出在縉云中學。浙江的各大高中，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也會把考上清北的人數進行全省排名，而縉云中學作為一個縣級中學，在2019年有4人考上清北，有一個班甚至有47人都過了浙大分數線。在2022年之前，縉云清北人數一直在浙江省高中里排得上名次。

但到了2024年，情況出現了變化。縉云中學考上清北的人數減少，在浙江全省清北上線榜單上，縉云掉到了三十名開外，在麗水范圍內，也被麗水中學和遂昌育才中學反超。在當地一些人的解讀中，縉云高考成績下降的原因，被歸結到了「反內卷」教育改革實驗上。

更有危機感的事情還在后面。為了平衡生源，防止「掐尖」，2021年浙江發布了普通高中招生新政，禁止了跨區域招生的行為。這意味著，縉云中學只能在縉云縣范圍內招生，再也無法招收麗水其他縣市的優質生源。而今年縉云中學的高考成績，與去年相比，也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學校甚至沒有對外發布喜報。

這意味著，整個縉云縣對教育的強大預期，最終依舊會歸結到成績上。

但過于重視分數的應試導向，恰恰是吳麗明所反對的。應試教育里最厲害的一項措施，就是統考，每年全縣范圍內都會組織一次考試。「9年義務教育階段只有一次可以統考，叫做中考，其他都是不允許的，明令禁止的，教育部有文件，省里有文件，市里有文件，我們縣里有文件，但是基本上各區域都在統考，換了個名字，叫素養測試。而且不光縉云，其他地方都在考。」

「統考成績實際上當成KPI指標了，來衡量老師有沒有用心在教，學校有沒有用心辦學，最可怕的是，這個指標會決定校長的升遷，決定老師的職稱評定，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義，但都這么做，這成為了土壤。」吳麗明說。

也正因為如此，2021年6月，雙減開始時，吳麗明特別激動。「我說太及時了，這個政策的出臺。雙減一方面要求減去過多的作業負擔，另一方面要求減少過多的校外培訓，這兩件事情背后的本質意義，在于要減去老師、家長對孩子的過度控制。」

在推行「反內卷」教育實驗后，吳麗明曾經想辦法弱化成績的指標。這也是當時鄉村學校的校長能放開手腳，去探索更有趣、更結合鄉村的項目化課程的根本原因。一旦考核機制上放松，每位校長都會發揮出自己的長處。

然而，在更大的時代趨勢上，鄉村學校正在集體消失，這也成了壓垮縉云模式的最關鍵一根稻草。

這背后，既有城鎮化的趨勢，也有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現實。公開數據顯示，從2001年開始實施「撤點并校」，到2020年，20年時間里全國一共有328672所小學消失，平均一天消失45所。這些消失的學校，大多數為鄉村學校。

與此同時，2023年，全國小學適齡兒童為1700萬，四年后，將銳減至1000萬。加上農村學生不斷涌向縣城，大量農村學校將因為沒有生源而被迫關停。由于國家對學生人數少于100人的學校，是按100人撥付教育經費的，當「麻雀學校」越來越多，不僅占用了過多的教師資源，也需要支出更多的教育經費。

縉云也無法例外。縣教育局教研室的田瀟湘，曾經也是當地一所小學的校長，她說，在縉云，學校按照人數分為A、B、C三類。1000人以上屬于A類小學，300人以上屬于B類，剩下的就是C類，基本全是鄉村小學。

「去年，整個縉云一共有43所小學，今年變成34所，明年還會更少。」田瀟湘說，「消失的9所學校，全部都是鄉村小學，會由小學變成教學點，不再設校長，未來會隨著時間慢慢消失掉，與此同時，A類學校會變多。」

當年在小微聯盟里做出過創新的鄉村學校，如今絕大部分都已經消失，成為歷史。

浙江省縉云縣章村小學的笑臉墻

另一種未來

2023年，趙偉進得知自己任職的小學即將取消，改成教學點的那一刻很不開心。因為他正準備把這三年鄉村建筑博物館等等項目的課程探索經驗做一個整理，課題就叫「小微學校如何去傳承當地的優秀文化」。這樣的經驗，他想在全國范圍推廣，因為他親眼見到過孩子們參與這些課程之后的笑容，以及對鄉村的重新發現和認同。

「再多給我一兩年其實就夠了。」但他沒有時間了。接下來，他會被調到雙溪口小學擔任校長，這是另一所即將消失的鄉村小微學校。

馬鑫飛打電話來鼓勵他：「9個鄉村學校都改成了教學點，其中8個校長都到其他的學校當副校長了，年輕點的調到城里了，但你還是校長，也算是局里對你的認可。」

他自己也花了五分鐘就想通了——「我還是在小微，我還可以去做我的初心要去做的事情，對吧？」在40歲之前，他原本以為自己的人生也就這樣了——在一所學校負責政教工作，融入縣城的生活，身體漸漸發胖，生活漸漸變得能看到幾十年之后的未來。但現在，他開始每天健身，每天晚上想的都是怎么辦學校，有時候半夜爬起來，把點子記在筆記本上，生怕忘記。教育的理想，改變了他的生活。

像趙偉進一樣，當年參與過這次改革的人，都被教育理想的光改變了。

教學生搭木橋的校長尹一青，被調到了一所更大的小學當副校長。這所小學條件比當初他在的農村小學要好太多，與他相見時，他帶我參觀了學校的3D打印活動教室，活動室里，擺著超過五臺3D打印機，其中一臺正在打印中。教室三面墻都擺滿了3D打印作品。這間教室光成本就要二三十萬，每打印一個作品，耗材費用就需要80塊錢。

如今，尹一青工作的小學里擁有了3D打印設備

尹一青終于不用再像當年那樣絞盡腦汁，省錢給學生們購買人人都能動手玩的材料了。但他不太喜歡這里。「3D打印這些，只能說是一個技能，打印出來的也都是裝飾品。」而之前村小的孩子們用撲克、紙杯、廢棄物搭建出來塔和小車，則是在創造。

帶領學生做校門項目的馬鑫飛，或許是所有校長里，唯一一個去了更大學校當校長的人。他去了一所B類學校，學校一共有800多人。他的教育理想依然沒有改變，「我們培養的人都是一樣的，都是要有情感鏈接的，都是要有審美能力的，都是要社會價值感很強的，都是有一個好身體的。只不過是資源不同，可能城里面搞的是航天模型、軍艦、飛機等等，我們農村有農村的玩法，我們有田園、水、植物、動物。」

馬鑫飛是個敢想敢做的人。在新的學校里，他帶領學生們養起了羊、兔子、鴨子……甚至還在學校里種起了西瓜。「正好有個副校長會種西瓜，我就讓他開發了一個帶學生們種西瓜的項目課程。以前沒有學生知道怎么種西瓜，但現在知道了。比如在長瓜藤的時候，要留下兩根主干苗，然后還不能亂施肥。他發現，每次下課，都有孩子在走來走去觀察西瓜的長勢，這說明學生們是很感興趣的。」

這個夏天，每個班都迎來了西瓜的豐收，最多的一個班，種出了二十多個西瓜。「這之后還有一系列活動，瓜切出來做成瓜帽，做成水果拼盤，舉辦吃西瓜比賽、運西瓜比賽等等。」最后，把文化、民俗、體育、自然等科目都融合到了一起。

但同樣有一個明顯趨勢，在學習成績這件事上，幾乎所有的校長們都變得更加走向中庸的方向。

「畢竟，目前中國大環境它還是靠成績，現實和理想一定要并肩作戰。」馬鑫飛說，「教育局對校長的評價，就是看學校成績，所以我現在的確在做著改革，但我不可能丟下學習成績，丟了的話我覺得會前功盡棄。」在培養方向上，他有不同的想法，「我并不是培養死讀書的學生，我希望培養靈動的學生，即便在他們不能得到好成績的時候，我們還能幫助他打開別的路。」

這也與馬鑫飛自己的人生路徑相符。

如今，到了雙溪口小學當校長的趙偉進，重點也是放在了抓成績上。「如果說我之前的學校成績在中間偏上的話，」趙偉進用手比了一個齊肩的位置，「那么我現在的學校成績就在這里，有的老師甚至都不備課了。」他的手一下子直接降到了腿上。

「我既然來了，就要找到最重要的先去把它給突破，別讓整盤菜被毀掉，對吧？」他想出一個辦法，聯合附近兩所小學，搞了一個「三校聯研」，花錢請來退休的名校老師，專門來聽課幫助學校老師。「這個退休老師我們請來了，作為我們的總督導，她一度特別焦慮。因為她發現怎么學校的教學質量這么差，所以我們就讓老師從批改作業的規范，從備課的基礎開始學起。」

趙偉進也知道一些「捷徑」，比如讓六年級放學后留下來晚自修，比如占用一些其他的課程時間，「只要使勁地磨，這個成績就會上來，但這么做就違背了我的初心，我不愿意這么做」。與此同時，之前研發的那些生動的課程，他也引入了學校，比如當地產櫻桃，他就開發了一套采摘和銷售櫻桃的課程，學生走上街銷售櫻桃，其中一位有些口吃的學生，也賣出了好幾盒。最后，30盒櫻桃賣得只剩了兩盒，趙偉進自己買走了這兩盒。

某種意義上，縉云教育實驗已經進入「后改革時代」。從這些校長們的新探索上看，盡管小微聯盟已經逐漸式微，但每一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延續當年的理念。

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中心前主任趙宏智認為，今天我們的鄉村學校越來越少，小學規模越來越大，可能是一段必須經歷的時期。「觀察全世界的小學，人數一定要少于300人，才能有自己的辦學特色，超過300人就只能標準化，現在國內的學校正到了一個走向標準化的時期，因為過去太過于非標準化了。只有經歷了這個標準化的過程，才能往前走。」

「過于注重成績的現實，確實無法杜絕，因為整個社會都比較焦慮，家長也會問學校要成績，我孩子給你送過來，成績啥都沒有，天天就這么瘋著玩也不現實。但現在，教育部門已經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很多縣市也開始了新的管理體系。因為我們真正需要的人才并不是靠卷出來的。」趙宏智說。

盡管離開了教育系統，吳麗明也依然在為著教育來回奔波。7月2日，他和兩位老同事見上了面，像之前一樣，他先花了大約四十分鐘闡述自己新的音樂教育的理念，比起之前那些更宏大、范圍更廣的教育實驗，他如今想從微小之處著手。

幼兒園園長陳偉妃也談起最近讓孩子們去「聽雨」的活動。這讓吳麗明覺得「縉云模式」的火種似乎真的沒有熄滅。

陳偉妃給每個孩子準備了一件雨衣，然后班主任在群里發出這樣一次體驗雨的活動邀請，全憑父母自愿帶孩子來參加。最后，一共有十多個孩子參加了。還有一部分跟著一起來淋雨的家長，也被孩子們跟自然的那種親近所打動。「吳局你是沒有看到，那天我整個褲子全濕了，我還摔了兩跤，屁股和膝蓋都是泥土，但那天我也很開心，孩子們開心的氛圍會感染你的。」

那一天，孩子們穿著小雨鞋，像小豬佩奇一樣，看到一個水坑就往里跳。雨鞋里進了水，脫下來倒掉，然后又繼續尋找水坑。有的孩子去搖晃樹，樹上的水都落下來，大人們避之不及，但孩子們卻反而抬著頭，讓整片雨灑在他們臉上。還有的孩子，用塑料桶收集雨水，收集爬出來的小蟲子和蝸牛。

那一刻，整個世界都是雨聲和孩子們的笑聲。

孩子們在水田里玩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