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帶動產業升級的邏輯、途徑與政策協同

作者簡介

劉戒驕 王旭燁 劉冰冰

江西服裝學院商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

發表于《China Economist》2023年第4期

摘要

內需及其創造的市場需求是企業創新產品和服務，推動產業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品質方向發展的重要動力。以擴大內需帶動產業升級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增強雙循環內生發展動力的必然要求。擴大內需與產業升級存在互為動力的內在邏輯，消費是產業升級的基礎動能，而投資是產業升級的必要保障，同時產業升級會刺激消費和投資，形成內需與產業升級雙向互促的發展動態。夯實消費帶動產業升級的基礎，激發基礎設施投資的引導作用，能夠有效強化產業升級動能。以擴大內需帶動產業升級，不僅要以擴大內需政策有效牽引產業升級、以產業升級政策刺激內需擴大，還要注重政策目標與工具的協同性，政策制定和實施主體的連通性，并以高質量的市場培育政策，為擴大內需和產業升級營造良好的市場和制度環境，促進內需與產業升級協同共進，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

內需；外需；產業升級；政策協同

一、引言

產業升級是指通過技術、管理和制度創新等手段，激發和支持企業向產業鏈高端攀升，實現技術、產品、服務等方面的全面提升，從而推動產業形成更強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性發展能力的過程。當前，中國正處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攻堅期，產業升級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戰略舉措。從經濟學視角看，帶動產業升級的力量分為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種，供給側是生產技術進步的推動力，需求側則是社會總需求的拉動力。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中國產業升級主要靠外部需求拉動。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部經濟環境持續低迷，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推行生產本地化，中國產業升級的動能逐漸從國外轉為國內。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持續影響，中央戰略性地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強化了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內需已成為今后一個時期推動中國產業升級的基礎性牽引力量。

圍繞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推動產業升級，專家學者們已開展了不少研究。第一，在內需與外需作用方面聚焦消費的地位變化。呂政(2012)指出，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不能只關注生產能力的擴張而忽視擴大消費市場，必須充分認識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重大戰略意義。江小涓和孟麗君(2021)認為，中國產品供給從外需向內需轉變的過程中，隨著國內居民消費率的逐漸上升和消費結構的優化，外需重要性下降，其所起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會逐漸減弱。金碚(2021)指出，當經濟發展開始向市場經濟的成熟階段轉型時，必然要發生的顯著變化之一就是國內消費需求將成為拓展市場空間的主要動因。馬曉鈺等(2022)指出，在外部環境惡化、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下，以消費為主體的內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作用緩慢上升，擴大開放在提高產業結構中的作用會相對下降。第二，在消費帶動產業升級方面關注消費升級的影響。劉勇(2016)指出，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由生存型、物質型消費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升級，消費個性化、多樣化特征越來越明顯，要生產更多符合消費者需求的高附加值產品，推動形成新業態、新產業。馮樹輝和朱平芳(2022)指出，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消費已成為穩經濟的重要支撐，步入新發展階段，需要進一步擴大內需，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楊天宇和陳明玉(2018)指出，居民收入增加后，需求收入彈性高的產品在居民消費中的占比逐漸提高，并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引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第三，在投資帶動產業升級方面側重分析基礎設施的作用。徐曉光等(2021)認為，基礎設施投資屬于先行資本，具有顯著的“乘數效應”，能夠引起社會總需求或總收入數倍于投資額的增長，因此一直備受各國政府重視，是刺激經濟增長、拉動就業的重要手段。楊丹輝(2022)指出，在數字經濟時代，以5G、超算中心、智慧能源和交通系統等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將有力支撐未來產業創新發展，為經濟社會數字化、綠色化轉型筑基賦能。

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從擴大內需帶動產業升級的內在邏輯出發，重點分析消費、投資、產業關聯等構成國內需求的主要內容對產業升級的作用機制和影響因素，并從政策協同的角度，為釋放內需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補充一些思路和建議。

二、內需帶動產業升級的經驗事實與基本邏輯

內需是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因素，只有通過不斷擴大消費需求，才能激發企業生產創新和業務升級，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產品和服務，實現產業升級。中國人口眾多，市場規模巨大，內需在推動經濟增長等方面起著基礎性和主導性作用。分析中國內需、外需以及產業升級的相關數據，總結內外需與產業升級的變動關系和內在邏輯，可為實現需求側牽引產業升級提供經驗事實和理論基礎。

(一) 內需、外需帶動產業升級的經驗事實

1. 指標構造

利用GDP支出核算法獲取內需和外需的相關數據是標準和常用的經濟分析方法。支出核算法包括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與服務凈出口三個部分。利用各部分總額分別與GDP作比得到最終消費率、資本形成總額和凈出口占比，能夠反映內外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相對規模地位。內需占比為最終消費率和資本消費率之和。

使用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比重作為外需比重，或者使用凈出口貢獻率作為衡量外需貢獻率的指標方法存在不足，因為GDP支出核算法是一種靜態核算方法，無法反映各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江小涓，2010)。比如：在兩種情形下，當進口總額和出口總額分別為5億元與當進出口總額為0時，凈出口數值均為0，但顯然前者的對外經濟貿易水平更高，而且進口會影響國內的消費與投資，所以使用凈出口衡量外需存在不妥。為此，本文采用出口數據來衡量外需水平。首先計算名義外需比重，即出口總額與GDP之比，但由于出口總額與GDP統計口徑存在差異，出口總額中含有進口投入品的價值，而這部分并不納入GDP，因此名義外需數值被高估。參考江小涓(2010)的做法，利用出口總額減去加工貿易進口額后的值表示出口增加值，然后利用出口增加值與GDP之比作為真實外需比重。此種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江小涓(2010)指出一般貿易中轉移價值部分也含有進口投入品價值，但是該部分數據難以獲得，所以也存在高估外需比重的問題，但會比名義外需比重更接近真實外需比重。綜合上述分析，文章在表1展示了上述外需指標。另外，產業升級在本質上是一種結構變化，是涵蓋技術、產品、資本、人才和服務升級的綜合現象，需要采用一個國家或地區產業結構向高端制造業、高技術產業、服務業轉型的程度進行綜合衡量。本文借鑒干春暉等(2011)的做法，使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Industry1)衡量產業結構升級狀況，并使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高技術產業營業收入與制造業營業收入之比(Industry2)衡量產業結構向高技術產業的轉型程度。

2. 內需、外需與產業升級的數據分析

由表1可知，內需占比均在90%以上，受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影響，內需占比有所下降，但大部分年份在95%以上，充分說明中國內需在GDP中的重要地位。最終消費率基本維持在50%以上，2008年以后，最終消費率呈現穩步上升的變化趨勢，疫情期間略有下降。資本形成率基本維持在40%左右，個別年份受財政貨幣政策影響會出現波動，比如：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4萬億”計劃使資本形成率達到了47.00%，2012年資本形成率有所下降，基本維持在42%~43%。從內需構成的占比來看，最終消費率和資本形成率基本維持在5：4的比例，充分說明消費在內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馬車的核心地位。從產業升級指標數據變化可得，2012年以后，第三產業產值超過第二產業產值，高技術產業占比觸底反彈，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不斷提高。從內需占比變動與產業升級變動趨勢來看，兩者在2012年以后均呈現穩定上升的變化趨勢。

2005~2021年，從名義出口依存度和真實出口依存度的變化趨勢來看，外需占比總體呈現下降趨勢。2010年以后，名義和真實外需比重呈現持續性下降，2016年以后下降幅度放緩，在2021年出現了小幅度的反彈。總體而言，外需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但驅動力量有所下降。從外需與產業升級的聯動方面來看，兩者之間的數據變動趨勢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外需受國際環境影響較大，個別年份會出現異常浮動。只有當外需變動幅度較大時，產業升級才會發生相應變動，比如：2009年名義和真實出口依存度分別是26.43%和20.10%，產業升級指數在2010年呈現出較大幅度的下降。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外需也是產業升級的重要驅動力，但基礎動能仍由內需決定。

(二) 內需、外需帶動產業升級的內在邏輯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出口對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具有重要作用。在經濟建設初期階段，由于國內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國民儲蓄水平不高，投資能力不強，導致有效內需不足，經濟增長缺乏內生動力。此時，只有依靠外部市場，把國外的資金和企業吸引進來，刺激國內投資增長和生產能力擴張，并通過出口緩解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窘境，帶動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和較為齊全的工業門類基礎，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環節，充分激發了國內市場的活力和創造力，在一定時期內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廠”，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提高了居民收入，使中國從低收入國家逐步發展為中等收入國家，國內市場規模和有效需求也不斷擴大，形成了“外需帶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良好局面。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國內經濟的持續增長，受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影響，中國越來越受到來自發達國家的“縱向壓榨”和“低端鎖定”，難以實現向全球價值鏈高附加值環節的攀升。同時，由于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的資源稟賦和發展路徑不同，外需拉動也加劇了地區間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由此可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外需帶動經濟增長的能力逐漸減弱，可持續性面臨挑戰。近年來，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和競爭優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受發達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影響，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外需市場受到限制，同時隨著經濟社會進步和國民素質的提高，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消失，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開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外需支撐經濟發展的能力不斷弱化。另一方面，國內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推動內需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消費結構升級換代，國內市場占比和重要性越來越強，但由于供給側生產能力落后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無法滿足消費者越來越高附加值的需求，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矛盾日益凸顯。為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破除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鎖定”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必須從外需依賴型的發展模式轉向內需驅動型的發展模式(張杰和金岳，2020)，依靠開發國內統一大市場和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升級，使國內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持續內生動力，推動形成“內需推動產業升級，反向刺激外需”的新格局。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內外需形成促進產業升級的混合引擎。外需是起步階段經濟增長和積累財富的重要力量，內需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有力保障(陳宏偉，2017)，必須利用好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充分發揮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的作用，增強消費、投資對產業升級的基礎牽引和保障引導作用。同時，產業升級也會對內外需產生反饋約束作用。產業結構優化能夠矯正要素配置扭曲現象，產品附加值提高能夠滿足多層次的高質量消費需求，增強供需適配的靈活性和適應性。而產業升級的滯后會降低消費者剩余，導致內需外流，不利于供需循環的雙向互動。當前，在內外部環境深刻調整的新常態下，面對國際市場的日益緊縮和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中國必須堅持全面推進以擴大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戰略，不斷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

三、內需帶動產業升級的主要途徑

以國內消費者、企業和公共投資對產品和服務需求總量為核心的需求量不斷擴大，就會激發國內市場需求不斷增加，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推動產業升級。利用內需帶動產業升級，既要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引導作用，也要通過產業間的關聯拉動相關產業升級。

(一) 以消費升級帶動產業升級

消費及其變化通過推動企業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轉型，推動產業競爭力和盈利能力提升。夯實消費帶動產業升級的基礎作用，核心在于消費升級。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和內生動力，能夠通過消費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優化引導生產，并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第一，消費規模的擴大意味著市場需求的增加和消費產品的多元化、個性化，將促使企業投入更多的資金用于擴大生產規模，更新迭代生產設備和改進生產技術以提高生產效率，從而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實現自身的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第二，消費結構的優化是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費結構將從以生存型消費為主逐漸轉向發展享受型消費。按照邊際消費理論，收入水平的提高會促進對高收入彈性產品的消費，而高收入彈性的產品通常是非生存必要且附加值高的高端化產品和服務。當消費結構提升時，一些傳統產業和低端產業將面臨市場競爭的壓力，而高端和新興產業則會得到更多的市場機會和發展空間。這將促使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變化調整生產規模和結構，重新配置生產要素，加大研發和創新投入，改進經營管理模式，以提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進而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第三，互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打通了生產端和消費端的信息流通，使市場需求的變化更容易被生產者識別，從而快速響應調整生產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同時，互聯網技術和平臺企業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交易方式，使生產者能夠直接面對全體消費者，有效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成本，有利于商業模式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

中國擁有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和最齊全的工業門類體系，國內市場消費潛力巨大，利用消費帶動產業升級還有很大空間。但是，目前國內消費市場還存在一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需要通過政策引導加以解決。首先，自2010年以來，除近兩年受疫情影響略有降低外，國內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但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2021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為54.5%，與最高年份2003年的58.1%還相差3.6個百分點1。第二，由于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較大，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規模仍然較大。根據邊際消費遞減原理，提高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對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意義重大。“十四五”期間，我們應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形成對擴大消費市場、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巨大推動力。第三，中國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導致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呈現出地區異質性。消費升級對產業升級的拉動作用在中西部地區要優于東部地區，這是由于消費升級對產業升級的影響程度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呈“邊際遞減”效應。因此，要堅持實施區域發展戰略，進一步縮小地區差異，發揮中西部地區消費升級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第四，中國社會發展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消費升級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存在差異性。現階段，城鎮地區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的效果更為明顯，而且互聯網等商業流通手段的助推作用表現更優。城鎮化發展會對周邊地區產生空間輻射效應，有利于區域內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二) 以基礎設施投資帶動產業升級

基礎設施建設的質量和規模不僅能夠推動經濟增長，而且可以推動產業升級。基礎設施投資推動產業升級的主要途徑有三個：一是擴大消費需求。基礎設施投資作為經濟社會中的“先行資本”，具有顯著的乘數效應，能夠帶來相當于數倍投資額的社會總需求。一方面，基礎設施投資作為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大量資本投入國民經濟循環，為企業經營活動提供生產資料的同時，有助于生產更多的產品和服務，進一步擴大市場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改善交通、通信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條件，優化企業經營環境，降低成本，助力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二是優化資源配置。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改善相關區域的發展環境，吸引更多企業和資本流入該地區，促進區域間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實現資本、人才、技術等各類資源的優化配置，并通過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推動區域內的產業結構調整。此外，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不僅可以促進本地區的產業升級，而且能夠帶動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三是提升創新能力。基礎設施投資在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的同時，有利于企業加強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提升產業生產率和技術水平。由于具有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引導地區間的產業聚集和技術擴散，并產生技術外溢效應激發企業創新活力。生產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提升能夠帶動產業內部的分工調整和結構優化，推動產業由價值鏈低端向中高端發展。

基礎設施包括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傳統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交通、能源、水利、郵政、倉儲等為生產部門和人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5G基站、特高壓、高速鐵路、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內容。兩者相同的是，都能夠降低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傳統基礎設施通過提供便利的交通和通訊，降低了企業的交通成本。新型基礎設施增強了企業獲取信息的能力，可以有效降低企業搜尋信息、溝通協調等成本，同時借助互聯網等信息手段實現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快速流動。兩者不同的是，首先，傳統基礎設施通過形成公共資本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型基礎設施則表現為提高資本擴展型技術。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基礎上，新型基礎設施呈現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的發展趨勢。其次，受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不同階段生產技術特征的影響，傳統基礎設施投資更多傾向于制造業，如鋼材、水泥、機械設備等工業產品；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則在服務業的投入比重更高，集中于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更新換代，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金融業和商業服務業等。再次，新型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從供給和需求兩側共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在供給側提高資本和勞動替代率以及商品和服務的替代率，在需求側提升服務業相對制造業的需求。

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高新科技產業的“技術封鎖”，為實現轉動能轉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這一戰略機遇，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力量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問題。這就需要在相關產業和領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引導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形成高質量發展新動能。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國的關鍵核心技術仍然受制于人，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產業布局應適度超前，轉型過程不宜過快，要在優化投資結構上花大功夫，充分發揮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引領作用，著力實現穩定經濟增長和優化經濟結構的有機結合。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中國地區間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基礎設施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也存在差異性。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產業基礎較好，基礎設施投資帶來的產業集聚和人才集聚效應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因此，東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也要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政府在投資布局上應更加注重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和不同區域間的協同發展。

(三) 以產業關聯帶動產業升級

作為經濟生態系統的組成部門，各產業之間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的。增強產業之間的相互促進作用，可以帶動關聯產業發展，形成產業鏈和產業集群，使相關企業之間形成更緊密的合作關系，提高整個產業的競爭力和附加值，推動產業升級。比如，農業的發展為其他產業提供物質基礎，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而制造業的進步為農業現代化提供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反過來提升了農業現代化的水平。以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例，首先，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產業的制造業，是服務業得以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隨著制造業的發展壯大，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企業為了降低內部交易成本，逐步將研發、設計、營銷、運輸等環節剝離出來，外包給專業化的市場主體運作，由此發展形成了服務業。制造業對專業化服務需求的擴大，不僅降低了自身的經營成本，同時帶動服務業經營范圍的延展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進步。其次，服務業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和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服務業提供的研發、設計、物流、金融等服務性產品是制造業企業實現差異化發展，提高產業附加值的重要支撐。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可以進一步優化制造業生產的各個環節，提高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整合效率和附加值水平，進而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促進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因此，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資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快速流動，加深了兩者的關聯關系，推動形成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進步的良性互動關系。

由于信息技術本身所具有的高滲透性、強帶動性等特點，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關聯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和高新科技的快速發展而進一步加深，產業邊界逐步出現泛化，甚至呈現出產業融合發展的趨勢。《“十四五”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提出，支持服務業向制造端延伸，大力發展面向制造業的信息技術服務，提高重點行業信息應用系統的方案設計、開發、綜合集成能力。當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推進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入融合發展，以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帶動制造業向產業價值鏈中高端發展，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經之路。一方面，可以有效改善制造業供給質量，打破中國制造業的“低端鎖定”。長期以來，中國制造業一直處于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在以智能制造為核心的全球新一輪工業革命中，中國制造業面臨發達國家高端制造業“回流”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中低端產業“分流”的雙重挑戰，通過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以“制造+服務”模式改善制造業供給質量，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推動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邁進。另一方面，有利于克服“鮑莫爾成本病”，提高經濟效益。產生“鮑莫爾病”的原因主要是服務業的生產率難以提高，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務業的“自我循環”。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服務業的生產率自然難以提升。產業融合發展通過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展，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以制造業帶動服務業生產率的提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還面臨許多問題。一是制造業大而不強，沿價值鏈攀升的能力不足。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但制造業整體水平距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主要表現為產品附加值低、盈利能力差、知識資產儲備不足，從而導致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的動力不足，影響制造業轉型升級。二是服務業對制造業轉型發展的支持力度不足。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出現協同不夠緊密的狀態，服務業對制造業升級的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業甚至出現“脫實向虛”的發展態勢。三是融合程度偏低，效益不明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制造業在關鍵核心技術方面還未取得實質性突破，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效益有待提高，無法有效改變盈利模式和實現跨越式發展。

四、以擴大內需帶動產業升級的政策思路

當前中國仍面臨消費升級、擴大投資和有效供給之間的矛盾，而且供需錯位和循環不暢，擴大內需與產業升級政策的協同效率偏低，制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給的高水平動態平衡。因此，只有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協同推進擴大內需政策和產業升級政策，才能打通供需循環堵點，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 擴大內需政策

當前中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有較大發展空間，雖然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持續強化，有效投資支撐產業升級的作用不斷提高，但仍面臨一些挑戰。一方面，居民個性化和多樣化消費需求滿足程度偏低；住房投資擠壓了部分居民的發展性消費支出，導致消費升級緩慢；民生保障存在短板，難以釋放大規模消費潛力。另一方面，部分產業尚未建立起符合當下要素比較優勢的產業升級方式；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開拓精神缺乏；一些行業仍未突破產業升級的技術瓶頸；國內市場循環存在堵點，不公平競爭和要素配置扭曲抑制了消費和投資的良性互動等。為擴大內需，按照政策目標和工具類型，中國應加強以下幾類政策。一是旨在增強內需動力的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精準組合式減稅降費政策，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消費和投資活力；通過引導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加大支持力度，穩定市場預期；整治市場秩序，懲治各種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改善消費環境，刺激市場消費潛力。二是旨在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的相關政策。就業是獲取收入的保障，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和前提。疫情沖擊導致部分居民處于失業狀態，近期各類高科技公司在裁減人員，政府通過簡化審批程序、降低就業準入門檻、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和支持貧困勞動力就業等政策，保障不同群體就業穩定，推進再就業；通過發展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落實養老和醫療保險省級統籌、推動教育向更加公平方向改革等措施讓人民解除后顧之憂。三是營商環境優化政策。重點完善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融資政策，推進要素市場優化配置和公平統一大市場建立的公平競爭政策，推動產權保護制度和社會信用體系的相關政策，為擴大內需提供高質量市場環境。四是推進擴大內需的其他政策。加快相對落后地區的發展是擴大內需的有效措施。以加快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和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發展為重點，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完善人口的城鎮化政策，縮小不同區域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二) 產業升級政策

中國產業升級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農業現代化水平正處于發展上升階段，制造業尚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位置，服務業比重也低于世界類似發展階段國家的平均水平。在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驅動下，市場主體和各級政府應注意把握產業升級的新方向，借助新型生產要素和技術要素縮短產業升級過程。當前，中國正處于數字經濟發展上升期，數智化和綠色化成為產業升級的主旋律。但一方面企業因自主創新能力薄弱，技術資源與科學資源尚未高效聯通(周叔蓮和呂鐵，2012)，面臨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斷鏈”風險，產業升級步伐受阻；另一方面，產能過剩與要素投入不足問題共存，資源配置扭曲限制了產業升級，地方產業發展與要素稟賦優勢背離，產業同質化問題突出。不同產業發展存在異質性，因此，需要結合產業自身發展特點和政策工具優勢制定推動不同產業升級的政策。

參考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分類(王勇，2021)，當前促進產業升級的政策應著力于以下三類。一是政府主導和市場參與型產業升級政策。對于關系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的重要戰略產業，一旦面臨技術威脅將會危及整個產業鏈體系，尤其是以半導體、航空、航天、生物、尖端裝備等為代表的先進制造業，需要政府加強基礎研究經費支持和推動技術成果轉化，從夯實基礎研究層面推動產業升級，在部分領域可借助市場力量推動核心技術攻堅。二是市場主導和政府引導型產業升級政策。實施對象包含追趕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追趕型產業與世界前沿技術還存在較大差距，需要政府引導企業設立相關研發機構和學習前沿技術知識補齊技術短板；對于轉進型產業，一方面需要推動失去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升級優化，另一方面要借助市場機制淘汰落后產能，通過國內梯度產業轉移或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的方式消化多余產能；對于換道超車型產業，比如：新能源汽車行業、移動支付行業以及大數據產業等，市場機制會自動吸引優質要素向產業集聚，而產業自身研發周期較短和人才、技術、資本要素密集度較高等特點能夠吸引類似產業進入市場，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促使產業自主升級。三是旨在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公平競爭的市場培育型政策。公平競爭是最重要的企業行為模式和行為秩序(金碚，2022)，可通過提升產業發展的環境質量和簡化制度程序等方式降低企業的市場交易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水平市場主體(劉戒驕、劉冰冰，2023)。

(三) 擴大內需與產業升級的協同政策

1. 以擴大內需政策牽引產業升級

內需政策在挖掘消費和投資需求的同時，能夠豐富產業轉型升級方式，為產業升級政策提供指引方向。第一，實施增加消費需求規模的擴大內需政策，賦予產業新的升級動力。總結近年來家電、新能源汽車等行業減稅、補貼經驗，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采取的免征購置稅、增加充電樁等政策刺激新企業進入市場，推動充電樁、人工智能和新能源電池等行業創新發展和快速升級等做法，進一步擴大減稅降費等措施，提高消費者購買力，鼓勵人們增加消費支出，從而刺激市場需求。支持地方結合區域資源制定鼓勵消費的政策，通過打造更豐富的消費場景引導消費者向高品質產品和服務傾斜，從而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方向發展。第二，實施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擴大內需政策，著力推動綠色消費和數字消費，引領產業升級方向。一方面，加快食品消費的綠色化水平，推進綠色衣著消費、綠色居住消費和綠色交通消費，全面推進綠色用品消費，促使產業應用先進的綠色低碳技術，提高產業鏈和供應鏈綠色化、低碳化水平；另一方面，強化數字消費對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撐作用，發展以網絡購物、網絡直播、數字文化、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等為代表的數字消費模式，創新數字消費產品供給，盡快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數字消費品牌，以高質量數字消費需求刺激數字新業態鏈式升級。第三，積極擴大有效投資，促進產業融合和傳統產業升級。合理安排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比例，為產業數字化融合和產業聯動升級打造公共服務平臺。在推進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加強以“大智云物”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支撐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提高數據要素對產業生產經營過程的監管效率，利用數字技術互聯降低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融合成本，推動產業間的關聯升級。

2. 以產業升級政策刺激內需擴大

產業升級政策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緩解供需矛盾，擴大有效供給，從而滿足高層次消費需求和擴大有效投資。第一，實施旨在優化資源配置的產業升級政策，提升產品供給的質量和效益，優化消費結構。根據產業發展規律，逐步調整促進產業升級的政策，既要加強對高耗能和高污染行業的環境規制力度，淘汰落后產能，又要提高對新興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吸引企業進入市場，逐步優化產業結構，達到供給結構牽引消費結構優化的目的。第二，實施推動產業升級方向的政策，豐富消費品供給種類和方式，挖掘更多消費潛力。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針對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數字中國”政策，比如：《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十四五”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等，為數智賦能傳統產業提供共性技術支持。要加快發展產業物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為依托的智能家居市場，推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智能計算技術為依托的智慧城市建設，實現教育、醫療、交通和城市管理的高效互聯，拓展消費邊界，不斷提升消費產品和服務供給的質量和便利性。第三，推進發展新興產業和產業融合的產業升級政策，發揮產業間互促互進的聯動升級優勢，擴大有效投資規模和優化投資結構。一方面，要夯實自主創新助力產業升級和產業融合的基礎地位，實施積極的創新激勵政策，補齊新興產業技術短板；另一方面，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構建服務產業新體系，推動公共服務領域提質增效。培育具有發展潛力和良好市場預期的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強產業對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等要素的吸引力，不斷擴大有效投資規模并優化產業結構比例。

3. 以政策協同推進內需擴大和產業升級

政策協同能夠發揮政策合力效果，系統推動內需擴大與產業升級。首先，增強擴大內需政策與產業升級政策制定內容的協同性。由于消費、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雙向的影響機制，所以在制定政策時，應統籌考慮消費、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的內在邏輯，避免政策疊加扭曲資源配置，浪費政策資源。同時還要考慮三者的潛在關聯機制，通過政策協同打通影響機制堵點，提高三者循環作用的流通性和延展性。其次，促進擴大內需政策和產業升級政策內容制定和實施部門的連通性。擴大內需政策涉及的部門較多，一般需要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部門的密切配合，產業升級政策一般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等部門制定和推動實施，兩者存在核心部門重合。因此，必須通過增強各部門政策事前制定的連通性和信息互換程度，統籌考慮政策作用對象間的關聯性，提高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最后，積極優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市場培育型政策，為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協同擴大內需與產業升級奠定基礎。政府應構建以促消費和助產業升級的市場環境體系，保障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一要完善勞動、資本、知識、技術和數據等傳統要素和新型要素的收益分配比例關系，保障居民消費動力；二要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積極增加公共投資和社會保障支出，提高消費者和企業購買力，促進消費需求增加，還要通過減稅降費等措施，降低企業成本，鼓勵企業加大技術研發和轉型升級力度，擴大企業投資需求；三要積極推進現代市場和流通體系建設，通過建設高效互聯的現代流通體系、完善市場基礎制度和推動公平競爭政策的實施，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高市場運行效率；四要深化消費和投資融資體制改革，清除體制機制障礙，優化擴消費、促投資的制度安排。

參考文獻

[1] 陳宏偉，2017，《產業結構升級、內需增長與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以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為例》，《知識經濟》第8期。

[2] 馮樹輝、朱平芳，2022，《消費結構升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異質性影響——兼論互聯網商業流通效率的調節作用》，《中國流通經濟》第4期。

[3] 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2011，《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經濟研究》第5期。

[4] 江小涓，2010，《大國雙引擎增長模式——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內需和外需》，《管理世界》第6期。

[5] 江小涓、孟麗君，2021，《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與更高水平雙循環——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管理世界》第1期。

[6] 金碚，2021，《經濟雙循環視域下的需求側改革》，《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

[7] 金碚，2022，《全國統一大市場中的市場主體行為》，《求索》第4期。

[8] 劉戒驕、劉冰冰，2023，《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邏輯與核心制度》，《財經問題研究》第1期。

[9] 劉勇，2016，《發揮消費對增長的基礎作用推動經濟新常態下的工業增長》，《理論探討》第1期。

[10] 呂政，2012，《我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意義及途徑》，《當代經濟》第6期。

[11] 馬曉鈺、劉家民、賈文利、李玉超，2022，《居民消費結構優化、擴大開放與產業結構升級》，《西北人口》第4期。

[12] 王勇，2021，《“十四五”時期中國產業升級的新機遇與新挑戰：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國際經濟評論》第1期。

[13] 徐曉光、寇佳麗、鄭尊信，2021，《基礎設施投資如何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理論框架與經驗證據》，《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

[14] 楊丹輝，2022，《未來產業發展與政策體系構建》，《經濟縱橫》第11期。

[15] 楊天宇、陳明玉，2018，《消費升級對產業邁向中高端的帶動作用：理論邏輯和經驗證據》，《經濟學家》第11期。

[16] 張杰、金岳，2020，《我國擴大內需的政策演進、戰略價值與改革突破口》，《改革》第9期。

[17] 周叔蓮、呂鐵，2012，《經濟結構調整重在創造有利環境和條件》，《中國黨政干部論壇》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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