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物質技術基礎

作者簡介

張輝 吳尚 王毅航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發表于《China Economist》2023年第2期

摘要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奮斗主題，而經濟現代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物質基礎。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和經濟發展約束條件的轉換，高質量發展成為未來長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主題，要求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已經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等領域取得了深刻變革與顯著成效。新征程上，面對經濟發展的新特征、新要求、新機遇和新挑戰，更應深化并加快上述領域建設，解決發展中的卡點瓶頸，謀劃新方略，尋求新突破，以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堅實物質技術基礎。

關鍵詞

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經濟現代化

一、引言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建立百年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所進行的一切奮斗，就是為了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式現代化得以萌發、探索、開辟，并成功推進和拓展，定型鑄魂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歷史經驗表明，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實現現代化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代化作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世界性歷史變革，包含了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等多體系全方位的大轉型。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現代化作為其先導與動力，為其他領域的現代化建設提供經濟基礎、物質保障與有力支撐。因此，要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離不開經濟領域的科學謀劃與系統實施。

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下，社會生產力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經濟發展也進入新時代，要素成本優勢減弱、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國際科技競爭強化，迫切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經濟增長動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于更高層次奠定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堅實物質技術基礎。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其要義是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張軍擴等(2019)認為，高質量發展是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的高效率、公平和綠色可持續的發展，既是經濟增長方式和路徑的轉變，更是一個體制改革和機制轉換的過程。高質量發展內涵可從系統平衡觀、經濟發展觀、民生指向觀三個視角理解，包含發展方式、發展結果、民生共享等多個維度(趙劍波等，2019)。其中，經濟的較快增長與人均GDP水平的不斷提高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是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重要任務的關鍵目標(劉偉和陳彥斌，2021)。而系統性地創造發展優勢，走符合實際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種有效和可持續方式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則是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性特征(洪銀興等，2018)。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更加有質、更加有效、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加安全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航向標，經濟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路徑，已有眾多研究論證了其重要意義。任保平(2018)認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受資源和環境條件的約束，必須揚棄過去數量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探索高質量發展道路。王一鳴(2020)則指出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大國博弈加劇要求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以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應對經濟全球化退潮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的挑戰。徐現祥等(2018)的研究表明，將經濟增長目標轉向經濟發展質量，地方政府將政策工具轉向創新驅動發展，能夠實現經濟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終結中國經濟崩潰論。

走向高質量發展，社會經濟系統的綜合轉型是必由之路(高培勇等，2019)。本文以經濟高質量發展如何更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服務這一視角出發，緊密結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重點部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五大方面，即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系統分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之維。從增長動力看，必須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破除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釋放經濟發展活力；必須轉向創新驅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依靠科技創新和知識型人才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創造經濟發展新動能。從發展目標看，必須注重協調發展，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聯動城鄉協調發展，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打造空間發展新布局，從而釋放內需潛能，優化資源的空間配置。從發展戰略看，必須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化國際市場有利因素為我所用，服務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通過歷史性成就梳理可以發現：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基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統布局；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外源動力。面向新征程，應基于歷史經驗和現實條件靈活設計新方略，本文通過分析高質量發展階段面臨的重要問題，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經驗借鑒和具體抓手，從而助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基賦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物質技術基礎。

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項偉大創舉，它突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教條，探索了一條在生產力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功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舉世矚目發展成就的經濟制度基礎，也是中國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不斷探索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效結合方式。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從不斷完善走向成熟定型，經濟體制改革在市場主體改革、市場體系改革、宏觀經濟治理改革等方面取得顯著成就。

(一)歷史性成就

第一，市場主體活力有效激發。十年來，國有資本國有企業改革縱深推進，全面完成國有企業公司制改制，確立企業獨立市場主體地位，深入實施勞動、人事、分配等制度改革。十年來，國有資本國有企業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起到了突出作用。2012~2021年間全國國有資本系統監管企業資產總額年均增長15.4%。其中，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在2012~2021年年均增長10.3%。中央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長7.5%。2013年以來中央企業累計上繳稅費18.2萬億元，約占全國稅收收入的1/8；“十三五”時期，國有企業累計上繳稅費17.6萬億元，約占全國稅收收入的1/4。十年來，國有經濟布局不斷優化、結構持續調整，如圖1所示中央企業重組整合，其數量從117家調整至98家，其涉及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等領域的營業收入占總體比重超過70%。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力、電信、軍工等重點行業競爭性環節有序放開，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產業上下游、在壟斷性產業與競爭性產業間的分布和合作更加合理有效。混合所有制經濟穩健發展。目前，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戶數占比超過70%，地方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戶數占比達54%。十年來，中國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民營企業發展打造公平競爭環境、創造廣闊市場空間。2012~2021年民營企業從1085萬家增長到4457萬家，實現數量翻兩番增長。

第二，市場體系建設持續完善。十年來，市場決定價格機制基本形成。截至2021年底，全社會商品和服務價格市場化程度已達97.5%，中央定價項目累計縮減約85%，地方定價項目縮減約70%。與此同時，壟斷行業科學定價機制、促進綠色發展價格機制、重要商品價格調控機制也在逐步建立。中國價格總水平始終保持在合理區間，如圖2所示，2012~2021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漲幅在2%左右，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穩定性明顯提升的大環境下，中國依然保持了國內價格的相對穩定，為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十年來，各類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規定做法逐步被清理廢除。市場準入“全國一張清單”全面推開，立法、執法、司法全方位產權保護制度體系逐步形成，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逐步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善。“放管服”全面推進，中國建立了全覆蓋、全方位的各級行政服務體系。在不斷提升政府服務效能的進程中，營商環境持續優化，中國在全球營商環境排名中從2013年的第96位躍升至2020年的第31位。十年來，中國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著力解決土地要素價格扭曲、供需錯配；促進戶籍制度改革下勞動力合理有序順暢流動；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更好地服務實體；強化知識產權、專利保護，暢通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保護數據資源安全，推進數據開放共享。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100多萬億元經濟總量、14億人口、4億左右中等收入群體、1.6億戶市場主體的龐大國內市場，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加快建設，市場規模效應愈加凸顯，中國市場將成為自主創新的有力“培養皿”，也將成為吸引全球資源要素的強大“引力場”。

第三，宏觀經濟治理改革成效顯著。十年來，黨中央正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變化和新挑戰，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穩定經濟增速，優化經濟結構，培育經濟新動能。2013~202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發展中經濟體3.7%的平均增長水平。從經濟結構來看，中國現已處于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時代的過渡階段，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已多年超越投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符合工業化后期轉入消費驅動的內生型增長模式。十年來，中國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以中長期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環境政策、社會政策等其他政策協同發力。注重全局視角與統籌兼顧，科學把握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整體關聯，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同時，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綜合利用區間、定向、相機調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等手段，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穩定運行。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重大風險挑戰，世界各國經濟陷入嚴重收縮或增長放緩。如表1所示，得益于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的有力支持，中國于2020年第二季度快速開啟了主要經濟指標復蘇步伐，如表1所示，得益于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的有力支持，中國于2020年第二季度快速開啟了主要經濟指標復蘇步伐，并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中國經濟增速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22年中國在國內外多重超預期因素沖擊下經濟依然保持了3%的增速。2020~2022年這三年間中國平均經濟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

(二)新征程新方略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應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仍然任重道遠，產權制度深化改革、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反壟斷與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領域仍然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改革關頭勇者勝，我們將以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的決心，義無反顧推進改革。”

這就要求，一是繼續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從制度入手，強化政策引導，堅持反壟斷政策的有效實施，設置政策“紅綠燈”，在建立健全市場準入制度的同時，規范市場公平，合理管控資本在市場中的流動和分配。加強監管力度，打造“政府—市場”互動平臺，強化制度和政策的宣傳工作，提高企業公平競爭意識。完善反“平臺壟斷”的體制機制，充實反壟斷的監管理論，建立全方位、網絡化、串并聯共同布局的市場監管體系，實現市場中的全鏈條、全領域監管。

二是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的體制優勢。在數字經濟全面滲透到各行各業的背景下，導致“市場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得到有效緩解，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變得更加有效，因此要持續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突出政府的引導能力，積極引導市場公平競爭，完善保護產權的制度體系，充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鼓勵“專精特新”激發市場活力的同時，保證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良性互動和國有經濟在關鍵領域的核心地位，利用國有企業與政府聯系緊密的天然優勢，充分調動國有企業創新積極性，特別是要引導國有企業對具有強知識溢出效應的基礎性、顛覆式原始創新的投入和研發，強化國有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領頭羊地位。

三、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基礎

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筑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和關鍵，也能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其他有機組成部分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更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經濟基石，從而助力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實體經濟是國家經濟的立身之本，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基礎。當前，中國已建成世界上最為完整的產業體系，擁有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制造業規模。但要繼續攀登，靠創新驅動來實現轉型升級，通過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在產業鏈上不斷由中低端邁向高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發展，做出了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大戰略決策。如今，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在制造業的規模與質量、產業發展模式以及優勢產業集群等領域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歷史性成就。

(一)歷史性成就

第一，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的制造業生產體系，極具韌性和規模經濟潛力。十年來，如圖3所示，中國工業增加值從2012年的20.9萬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37.3萬億元，年均增長6.63%，工業占全球比重從18.3%提升至24.7%，制造業占全球比重從22.5%提升至近30%，十年中均保持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地位。中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具備多元化的生產結構，能夠更好地利用資源，提高生產效率，應對市場的變化。當市場需求增加時，中國完備的制造業生產體系能夠快速增加生產能力，從而避免出現供應短缺的情況；當市場需求減少時，能夠快速調整生產結構，從而規避生產過剩造成的損失。通過跨國對比研究發現，在人均GDP大致相同時期，中國人均生鐵和人均粗鋼產量高于英美德法意，鋼鐵產能在總量和人均產量兩個維度上的優勢都很明顯，除鋼鐵產業外，中國機械、電子、化工等其它產業亦表現出相同特征，充分體現了中國規模化經濟優勢，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第二，產業發展模式穩步從規模速度粗放型增長向質量效率集約型增長轉化，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研發投入是內生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專利產出是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源頭活水，十年來，中國的政府科技投入引導力度不斷加大，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快速提升，發明專利申請授權數迅速增加。如圖4所示，中國研發投入從2012年的1.03萬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2.80萬億元，年均增長11.7%，其中高技術產業研發投入從2012年的0.15萬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0.46萬億元，占比上升了2個百分點，年均增長13.4%；發明專利申請授權數從2012年的21.7萬項增長至2021年的69.6萬項，年均增長13.8%。研發投入澆灌科技之花，戰略性新興產業碩果累累。十年來，中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產業等異軍突起，以新材料產業為例，中國化工新材料產量從2016年的1536萬噸增長至2021年的2653萬噸，年均增長11.55%，諸多高技術產業均實現跨越式發展，成為引領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中堅力量。

第三，優勢產業集群初步形成，產品質量和競爭力不斷提升。十年來，中國形成了相互聯系、相互協作、相互促進的優勢產業集群。借鑒Lafay指數衡量比較優勢相對大小，利用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中中國2021年進出口貿易數據進行產業層面測算，可以發現中國六成產業的Lafay指數大于0，即具備競爭優勢，優勢產業集群初步形成。其中海關編碼目錄第84、94、95、73、61章等產業門類的Lafay指數大于1，即機械、家具、玩具、鋼鐵、紡織等產業，是中國產業體系中的龍頭產業，發揮支撐性作用，并且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助力下不斷培育發展新動能。2020年中國云計算整體市場規模超2000億元，為優勢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數字基礎設施保障；2021年中國機器人全行業營業收入超過1300億元，其中工業機器人產量達36.6萬臺，為優勢產業發展插上自動化的翅膀。十年來，中國優勢產業生產效率不斷提升，利用聯合國統計司(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數據庫計算中國分產業勞動效率可以發現，如表2所示，2012~2020年，中國紡織業勞動效率年均增長率為9.57%，鋼鐵產業為9.81%，機械制造業為5.00%，家具制造業為4.70%，其余產業亦于優勢產業帶動下實現長足進步，產業體系的總體效率更高、生產模式更新、成本控制更好，實現了提質增效。哈佛增長實驗室(Harvard Growth Lab)的數據表明，過去十年間，中國的經濟復雜度指標(ECI)排名提升幅度位列全球前三甲，產品的多樣性和技術含量都有了顯著提升，高質量發展之路行穩致遠。

(二)新征程新方略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引領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發生實質性轉變，正在實現從要素驅動模式向創新驅動模式的躍遷。應更加清醒地認識到，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國，但距離成為世界前列的制造業強國仍有一段距離，“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歷史邏輯表明中國優勢產業領先地位源于成本競爭優勢，而當前中國產業發展優勢已逐步轉向規模化經濟，亟待通過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反哺生產領域、深化產業分工、提升產業高度，把握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大歷史性機遇。

這就要求，一是堅持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中國產業規模化經濟優勢。在發展導向上，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發揮好中國優勢產業的引領作用，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在制度建設上，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制度，釋放超大規模市場反哺優勢企業的引致效應；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整合優勢產業資源，避免重復建設和低效浪費，釋放中國產能優勢的規模經濟效應。

二是通過前沿技術前瞻指引提高優勢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在產業提質增效方面，應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傳統優勢產業，推動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應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優勢產業深度融合，開辟產業交叉的新賽道，兌現中國潛在優勢產業潛力。在產業安全發展方面，加快補齊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短板，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避免受制于人，從而實現在全過程、全環節中鞏固中國優勢產業。

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

中國是農業大國，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國之要。只有深刻理解并妥善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才能真正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組織推進脫貧攻堅戰，在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后，又多措并舉推進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如今，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格局加速形成，鄉村振興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歷史性成就。

(一)歷史性成就

第一，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踏上共同富裕新征程。十年來，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如圖5所示，2012~2020年平均每年1000多萬人脫貧，數量相當于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人口。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3~2020年年均增長11.6%，比全國農村平均增速高出2.3個百分點，脫貧群眾不愁吃、不愁穿，飲水安全、住房安全、義務教育、基本醫療都有保障。2020年，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使得接近世界1/5的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為全球減貧事業發展和人類發展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農村地區正式邁上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第二，高度重視糧食安全，農業生產取得新成就。十年來，黨中央把糧食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提出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牢牢把握糧食安全主動權，帶領億萬人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糧食安全之路。如表3所示，2015~2021年中國糧食產量連續7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2021年糧食產量再創歷史新高，達13657億斤，人均糧食占有量達483公斤，高于400公斤國際公認糧食安全線。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需求從“吃得飽”轉向“吃得好”，中國農產品品種也日臻豐富，品質持續優化升級，農產品質量安全例行監測合格率穩定在97%以上。

第三，持續推進創新驅動，農業現代化邁上新臺階。十年來，黨中央多次強調農業科技自立自強，不斷優化農業基礎設施布局，加快推進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國農林水務支出由2012年的11974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22146億元，漲幅近一倍，為穩定農業生產提供有力支持。截至2021年，中國農業機械總動力達到10.8億千瓦，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1%，機械化助力農業生產換擋提速。此外，中國累計建成9億畝高標準農田，配套建設一批現代化灌區，正在加快推動由“靠天吃飯”的傳統農業向“靠科技吃飯”的智慧農業快速轉變。如圖6所示，2012~2021年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4.5%提高到61.5%，農業科技整體水平已從世界第二方陣跨入第一方陣。

第四，大力建設美麗鄉村，農村煥發新面貌。十年來，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扎實推進，農村人居環境顯著改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逐步提升。截至2021年底，87.3%的村通公共交通，99.0%的村通寬帶互聯網，94.2%的村安裝了有線電視。農村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推動了鄉村產業蓬勃發展，電商直播、休閑旅游等新業態不斷涌現。2021年末，有電子商務配送站點的村超過330000個，開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接待的村落近50000個。如圖7所示，農村電商物流指數快速增長，以2015年1月為基期，截至2021年末，該指數已增長至基期的10倍以上，農村電商正成為鄉村振興重要的增長極。與此同時，農村生活方式也在加快轉變，截至2021年末，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超過70%，生活污水集中處理或部分集中處理的村達47.6%，有衛生院的鄉鎮占比達90.8%，平均每個村擁有至少一個衛生室。鄉村更加美麗宜居，公共服務更加便利可及。

(二)新征程新方略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當前，“三農”工作重心已歷史性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要繼續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提高農業關鍵技術自主創新，加速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短板和薄弱環節，大力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有力支撐。

這就要求，一是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率先在都市圈探索形成示范并推廣復制。隨著中國城鎮化進入到成熟、完善、提高的新階段，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管理咨詢、金融法律等職能進一步在都市圈核心城市集聚，而制造業、加工業等產業進一步向都市圈外圍地區轉移。應以都市圈為引導，在國內發育較成熟的都市圈周邊深入探索城鄉融合發展，聚焦要素流動、人員流通、權益流轉等核心方面，破解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示范效應并加以推廣，引領帶動全國城鄉融合發展。

二是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推進藏糧于地，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加強用途管制，規范占補平衡，強化土地流轉用途監管，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逐步把15.5億畝永久基本農田建設成高標準農田。推進藏糧于技，推動中國種業高質量發展。要推進種業領域國家重大創新平臺建設，加強基礎性前沿性研究，加強種質資源收集、保護和開發利用，加快生物育種產業化步伐。

三是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拓展農民增收致富渠道，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繼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將工作重心從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散點貧困、偶發貧困、能力貧困、代際貧困和精神貧困等處，提升低收入人群穩收、增收、創收能力。統籌考慮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市場需求等多重因素，構建地域特色鮮明、創新創業活躍、業態類型豐富、利益聯結緊密的現代鄉村特色產業體系。加快推進農業產業鏈延伸，推進農商文旅體結合，促進特色農產品深加工，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

四是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深化農村土地改革，更好支撐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大力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建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農村內碎片化的資源進行集中收儲，然后引進專業化的經營團隊進行開發利用，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達成協商一致的合作協議，確保資源高效利用、村民收益分紅實惠、新型農村集體組織發展壯大。持續深化農村土地改革。進一步深化完善農村土地“三權分置”、集體產權制度、宅基地制度等重大改革的本地化、場景化實施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為農村農業現代化提供強大保障。

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統布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差別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統籌區域發展從來都是一個重大問題。所謂區域協調發展，是指不同區域之間良性的分工和互動關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比較理想的發展格局。彰顯優勢，以區域協調發展為抓手，構建協調聯動的區域發展體系，促進區域良性互動、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統布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部署并推動了一系列區域重大戰略。如今，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正加快形成。

(一)歷史性成就

第一，區域發展相對差距持續縮小。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區域發展奉行平衡布局；改革開放初期，政策強調效率導向，向條件較好的東部沿海地區傾斜，進而帶動全國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在繼續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同時，相繼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崛起戰略，形成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格局中的“四大板塊”。十年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擴大趨勢開始減緩。當前中國中部、西部GDP增長速度已經高于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1年的22%、21.1%，如圖8所示。東部與中西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比分別從2012年的1.69、1.87下降至2021年的1.53、1.68，東西差距持續縮小，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逐步增強。

第二，區域重大戰略深入推進。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并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等區域重大戰略，涵蓋了中國24個省份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涉及全國50%的國土面積以及全國80.4%的常住人口。在區域重大戰略推動下，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引領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三大引擎”。2021年，京津冀地區、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GDP分別達9.6萬億元、27.6萬億元、10.1萬億元，占全國GDP比重分別達8.4%、24.1%、8.8%，其總量占比超過全國的40%。長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也穩步推進，著力打造綠色發展、協同共治新典范。2021年，長江流域國控斷面I類~III類優良水質比例97.1%，顯著優于全國平均水平84.9%，黃河流域I類~III類優良水質比例81.9%，較2012年大幅提升21.2個百分點，水質狀況由輕度污染轉變為良。海南積極探索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模式。2021年，海南貨物進出口額1476.8億元，同比增長57.7%，增速較全國快36.3個百分點，服務進出口額287.8億元，同比增長55.5%，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進出口規模均創歷史新高。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與國內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融合互促。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為西北、東北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而海上絲綢之路為東部沿海等地區對外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提供了良好平臺。

(二)新征程新方略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更應清醒地認識到“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需明晰特色優勢、厘清功能定位、把準方向航道，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調整完善區域政策體系，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的高質量發展經濟系統布局。

這就要求，一是加強建設區域間規劃的協調機制，完善區域政策框架體系。區域協調發展要求各區域扭轉發展觀念，避免資源、人才、招商等方面的惡性競爭，建設區域間規劃的協調機制，在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加強分工協作，防止由于區域間的重復建設造成低效浪費。各區域應將區域協調發展納入政策目標，從設計、執行、評估等全方面完善區域政策框架體系，加強產業、科技和環保等區域政策間的統籌聯動。

二是通過制度建設破除商品和要素市場壁壘，推進資源配置優化，帶動區域比較優勢發揮。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促進土地發揮生產資料功能，通過用地指標跨區域流轉等措施，實現相對落后地區土地集約化和緩解先發地區建設用地緊張的雙贏；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增強勞動力流動的靈活性，有利于提高勞動力過剩地區的勞動生產率，發揮要素集聚效應，助力區域協調發展。

三是積極探索城鄉協調發展路徑，堅持因地制宜，發揮中心城市和增長極的帶動作用。應根據城鄉自身稟賦和發展階段，結合各地實際情況推進城鄉協調融合發展。一方面緩解中心城市由于人口過于擁擠帶來的環境問題，加快產城融合，消除產城分離；另一方面發揮中心城市對次級城市和鄉村的輻射帶動作用，催生新產業，引領結構轉型，從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六、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外源動力

開放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一招。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必須堅持更高水平的開放，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增添外源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加速演變的世界格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兩個大局”，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如今，中國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發生歷史性變革。

(一)歷史性成就

第一，貿易規模穩居第一，貨物服務貿易協同發展。十年來，中國貿易高質量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如圖9所示，2012~202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額由3.9萬億美元增長至6.1萬億美元。其中2020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額仍實現1.9%的增長，中國是當年全球唯一實現貿易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截至2021年，中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達15.1%，進口國際市場份額達11.9%，均創歷史新高，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進一步鞏固。

與此同時，中國服務貿易也穩中向好發展。如圖10所示，2012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為4829億美元，占世界服務進出口總額的5.6%。2021年，中國服務進出口額為8212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4.1%，占世界比重達13.5%，創歷年新高，服務貿易規模連續八年位居世界第二。

第二，市場多元化成效明顯，區域布局更趨均衡。如圖11所示，十年來，中國前三大貿易伙伴穩定為東盟、歐盟以及美國，對其進出口額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保持在40%左右。其中，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穩健提升，東盟于2019年超越美國，于2020年超越歐盟，現已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保持快速增長，從2013年的6.5萬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11.6萬億元，年均增長7.5%，占同期中國外貿總值的比重上升了近5個百分點。“一帶一路”倡議對于中國貿易多元化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推動共建地區之間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格局。

隨著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不斷完善，對外開放水平持續提升，承接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取得積極成效。十年間，中國中西部地區進出口從2012年的2364億美元增長至2021年的1.1萬億美元，是2012年的4.7倍，年均增長18.6%，增速明顯高于東部地區，對外開放區域布局更趨均衡，應對外貿沖擊韌性增強。

第三，商貿結構持續升級，國際分工地位不斷提升。十年來，中國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占比不斷提升，商貿結構更趨合理。如圖12所示，2012~2021年中國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比重由2012年的48.2%明顯提升至2021年的60.9%，加工貿易進出口比重由2012年的42.2%大幅下降至2021年的24.6%，帶動出口產品附加值提升，有利于延長國內產業鏈條，通過前向和后向聯系助力經濟增長。與此同時，跨境電商、市場采購等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并蓬勃發展，2021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近2萬億元，增速達15%，中國市場采購出口0.93萬億元，增速高達32.1%。這些新業態、新模式成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生力量，助力中國培育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二)新征程新方略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要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國際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日益增強。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修復緩慢，全球需求回落。二是地緣沖突的激化、廣泛且持續的高通脹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造成較大沖擊。三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需要更好地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優勢，與世界各國建立起良好的伙伴關系和牢固的利益紐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這就要求，一是全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提升強度和韌性。持續推動國際物流、結算暢通，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促進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協作。增加研發投入，打好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強自主創新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推動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升級。

二是以中國廣闊的市場空間以及完備的產業配套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在中國經濟領域集聚。以出口貿易拓寬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以對外投資降低全球工業化門檻，以進口消費加快全球工業化升級速度，以資本市場開放提升全球生產要素報酬(張輝等，2021)。

三是創新全球治理，深化國際合作，提升對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能力和話語權。推動區域和多邊合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加強與各國的政策溝通和標準對接，努力提升中國對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能力和話語權。充分發揮金磚組織、上合組織、亞投行等新型國際組織作用，形成推動國際經貿規則變革的合力，提供與中國能力相適應的更多國際公共產品。

七、結語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這兩大奇跡，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得以成功開辟、推進并拓展，這不僅將指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可為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實現現代化提供全新參照。在充滿光榮和夢想的新征程上，經濟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物質基礎，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面對經濟發展的新特征、新要求、新機遇和新挑戰，中國更應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以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堅實物質技術基礎。相信在中國共產黨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的引領下，定能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成就，定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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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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